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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四十年前，李文忠公（李鸿章）因台湾事变向光绪皇帝上《筹画海防折》时就说，现在是‘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今天我要借用他的话，因为如今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头上就有个天子皇帝，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被灌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一直到去年年底，突然间皇帝没了，这岂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我们国家、我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政党成立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当下是一个真正的帝国时代，世界秩序完全是由英、法、美、俄、德、日、奥、土、清等少数几个帝国所制定。大清帝国是这几个帝国中最先崩溃的，这让民众对中国的前景有些迷茫：我们是因为衰败落后跟不上世界的脚步，而被踢出帝国之列？还是我们因为统治薄弱，开风气之先，率先垂范步入新时代？我们必须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才能确定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才能让我们的政党紧跟时代步伐，甚至引领时代潮流。
“我们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我们拥有着形态各异却一脉相承的文字，包容世界涵盖古今的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所以在中华文明的陶育下，我们能够在外民族、外文化的压迫下顽强生存，并积极汲取外部带来的营养，从而变得枝繁叶茂；并能在世界潮流变化的时候，最先感受到时代先机。
“自清朝咸丰年间的鸦片战争以来，虽然欧风美雨不断侵袭，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外国列强割我领土，但中华志士在殊死抗争的同时，也在积极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都是志士们一次次的艰苦尝试。我们之所以推翻清政府，并不是因为它是满族统治，——满族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因为清政府的统治制度不能适合当前发展的需要，让广大工农士绅不满，所以要推翻它。我们中华民族脱离帝国时代，不是落伍，而是开风气之先。
“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民族都会像我们中华民族一样，陆陆续续开始觉醒，逐步摆脱现有的帝国统治。英、法、美、俄、德、日、奥、土这些称霸一时的帝国，将不得不放弃自己控制下的领地，无论是藩属、省份、殖民地，还是海外自治领。这就像是剥洋葱，一层层剥除到最终，只剩下本土核心。而在丧失了这些外部领地之后，它们也就不再成其为帝国。
“既然我们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的前沿，那我们新中国党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个新中国，保护我们现在的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受侵扰，但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清朝的广袤领土是由皇帝个人作为纽带连结起来的：他既是满洲族长、蒙古可汗，又是汉人的皇帝、西藏的保护人。在缺乏一种‘大清人’或‘中国人’的全国认同之下，我们要想完整地继承这一份庞大的遗产，谈何容易！
“就在我们开会这一刻，英国势力已经在对云南、西藏等地虎视眈眈，俄国也对新疆、内外蒙、东三省垂涎三尺。据说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去年年底在库伦宣布独立，随后包围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可以说中国边疆局势岌岌可危，假以时日势，必会酿成重大危机。
“而在国内，孙中山的南京民国政府和袁慰亭的北洋政府尔虞我诈，都想方设法压倒对方。在相互算计的同时，各自都不停地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以获取外国列强的支持，丝毫不顾全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如何让国内局势稳定？如何让新中国自立世界？这些就是我们政党迫切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孙某虽然年逾而立，但对于在座不少前辈来说还是后生末学。像啬翁先生，他中状元的时候，我还不懂四书五经；像蛰翁先生，他从翰林院出来任青阳知县的时候，我还没有踏入官场。后来敝人邀天之幸青云直上，十余年间从一介教书先生变成内阁大臣，现在又忝为新中国党的委员长。在汗颜无地之余，决心和诸位同仁前辈一起，共同探求建设新中国之路，不负我党‘新中国’之名！”
二九八、带雨云埋一半山（下）
孙元起演讲完毕后，成立大会就到此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党已经完全成型。在接下来两三天里，张謇、汤寿潜、杨永泰等人仍然要继续开会，讨论党内机构的设立以及相关机构的领导人选。
根据孙元起的建议，新中国党的党内机构分为党务、政务、军务等三个委员会。其中，党务委员会分为纪检、办公、组织、宣传、统战、联络、法制等七个部门，由杨永泰领头组建；政务委员会分为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等部门，正好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相对应，具体由汤寿潜、张謇负责；军务委员会则分为参谋、政治、后勤、装备等四部，各部部长人选将由孙元起会同程潜、程子寅、蒋志清、张辉瓒、徐树铮、吴克仁等人商量决定。
尽管党务、军务两个委员会被孙元起嫡系把持，原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其间难以插足，不过他们在政务委员会中却可以大捞一笔，而且当政客正是他们专长，故而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这个利益划分方案，让双方都皆大欢喜。
按照安排，成立大会之后是记者招待会。杨永泰准备得非常充分，来的记者济济一堂，足足有四五十人。孙元起、张謇等人刚一露面，各位记者顿时拥了过来，镁光灯噼里啪啦闪成一片。杨永泰在大致介绍完政党筹备情况、大会选举结果之后，招待会便进入了提问环节。
记者们都知道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但不是每人都有机会提问，现场的气氛便开始热烈起来。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抢得先机：“请问孙委员长，新中国党为什么要以‘党’命名，而不用现今常见的‘会’‘社’二字？众所周知，孔子说过‘君子不党’，用‘党’字难免给人一种邪僻朋党的感觉。”
这个问题孙元起曾经认真思索过，所以回答起来从容不迫：“‘党’字本意并无善恶之分，东汉末年的党人难道都很邪僻？当然，在王权统治时期，臣子结党向来为帝王所忌，所以在史官笔下难免会有所偏颇。而且古代的党大抵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政见为中心，聚散无常，没有固定组织；常常以阴险狠戾为手段，而不采用民主的程序；以个人私利为主，却每每忽视公共利益。从这三点上来说，他们算不上正式的政党，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以私利为纽带的一类人聚集在一起罢了。
“而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以政见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靶向、以参选为手段、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政党通常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会有自己的主张，并通过确立政纲来展示政党的愿景。而用‘会’‘社’字，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政治组织。所以我们新中国党以身作则，率先使用‘党’冠名，开天下风气之先。”
马上就有记者跟进提问道：“照孙委员长这么说，贵党的目标就是争取执政咯？”
孙元起点点头：“政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从事政治活动，通过不同途径去取得或掌握国家政权。不以执政为目标的团体，不成其为政党。新中国党既然明确定位自己为政党，那目标就是争取执政。不过我们现在刚刚成立，还处于初生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以成长为主要任务，短期内不会主动寻求执政。”
《大公报》记者接着提问道：“孙委员长，贵党对于当下时局如何看待？又将如何自处？如果将来贵党执政，又打算如何经世济民？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
孙元起觉得这位记者有些面熟，似乎在南京下关码头见过他：“虽然现在国内形势有些不太安静，南北之间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总体上来说，时局将南北方完成大总统一职交接之后趋于和缓。新中国党将积极奔走，争取南北双方早日和解，尽快实行全国共和，并建言中央迅速推行议会共和制，把政治斗争约束在议会内部，而不是诉诸武力，确保国家稳定。
“至于我党执政之后如何经世济民，这是个非常遥远而又复杂的问题，如果详细说来，只怕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