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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顿时大摇其头：“贤弟所言差矣！诚然，现在国弱民贫、百废待兴、各省独立、民不聊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正是规划国家未来政体的最佳良机，这就叫‘因民之困’。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要乘此良机，为中国拟定最民主、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制度，使数百年后的贤才志士再无李文忠公的遗憾。为了这个目的，即便国家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权力如老虎，易放难收，我们应该在它幼小初萌的时候便关进笼子里，教它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确保在国民的监督和制约运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激于一时气愤，把它放出笼柙饱餐血肉，这只会让它凶性大发。一旦吃不饱、或者对主人不满、或者没有发泄对象，它便会不分青红皂白择人而噬的！”
孙元起皱眉问道：“在唐兄看来，我们应该要民主还是要富强？”
唐绍仪一愣：“这两者并不矛盾吧？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选题吧？”
“假如只能二选一呢？”
“这……”
孙元起不管唐绍仪的答案，兀自说道：“民主与富强或许并不矛盾，但纵观全球各国，所有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得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它自身的弱点，比如民众易受情绪左右、政权不稳定、决策滞后、反精英崇大众倾向等。
“当然，这些弊端对于一个稳定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并无多大碍，顶多是让发展速度滞后一点；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却不啻于一剂断肠毒药！它会削弱中央权威，架空国家元首，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从而使得国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难脱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强而后民主的国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后富强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便是我极力主张开明专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国家，当属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民主样板菲律宾，故而孙元起对此颇有体会。
唐绍仪道：“既然我们知道民主存在这些弊端，那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孙元起笑道：“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里病，真要把这些弊端全部纠正了，那改过的民主还是民主么？而且纠正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让全国民众认清国家当前形势，了解自身应尽的义务，学会行使应享的权利。现在全国四万万人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众掌握民主，这需要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国家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么？
“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唐绍仪对民主共和制度开始有些不自信，转而对开明专制大感兴趣。
孙元起通过与唐绍仪不断的交谈驳难，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理解，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套政治思想体系在未来几年里不仅成为新中国党的指导理论，也对之后的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史书上把孙元起与唐绍仪的舟中谈话称作“孙唐会谈”。因为谈话的时候轮船正在黄海上行驶，所以也叫“黄海会谈”。孙唐会谈的时间、所乘坐的轮船名称、谈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深远影响，都是高中近现代史课本中的重要考点。
因为会谈中只有孙元起、唐绍仪及卫队长冯基善三人在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后世的史学家只能根据唐绍仪、冯基善两人回忆的一鳞半爪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然这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很多抵牾之处。在唐绍仪所著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民国政坛的“耶鲁系”》一书，对“孙唐会谈”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自己如何谆谆善诱，传授孙元起治国方法；如何滔滔不绝分析国内外形势，让孙元起茅塞顿开；如何旁征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孙元起采择挑选……总之就一句话，在“孙唐会谈”中，他唐绍仪扮演了孙元起“精神导师”的伟大角色。
而冯基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则对“孙唐会谈”这一说法予以严厉批驳，在他看来，这场会谈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孙冯会谈”或者“孙冯批唐会谈”。因为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元起先生与梁启超会面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孙唐会谈”的真实情况是，卫队长冯基善坚决站在孙元起先生一边，对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绍仪痛加批判，揭露其作为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质，最终使他幡然醒悟弃暗投明。
正因为书面资料缺乏，当事人又人言人殊，这段历史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人员最热衷的话题之一。短短数十年间，各国先后发表了近万篇论文及百余本专著，造就了无数名历史学家，最后甚至连那艘轮船上每一位船员、乘客的名称都考证了出来！
但是在1912年2月的时候，却谁也不知道这场会谈将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孙元起，当时他除了思考政治问题，还在专心致志地写一封推荐信，根本没有空闲去想其他的东西。
三〇六、我有孤侄在海陬
这封推荐信是要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荐卢瑟福作为1912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去年年底以来，全国上下闹出一片，经世大学校外也炮火连天，似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这干戈扰攘之际，经世大学研究人员却接连发现了两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第一项是赵景惠带领药物实验室的同仁发现了土霉素。
药物实验室之前发现的三种药物中，黄花蒿素、青霉素是赵景惠根据孙元起提示而分离得到的，磺胺则是完全出于意外。但这三种药物的问世，无疑提高了实验室在全球医学界上的知名度，也增强了实验室科研人员对于药物的研究兴趣。然而磺胺的成功不可复制，所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中药植物成分分离萃取和各种霉菌产物分析提纯上。
出身于农民世家、对土地有特殊感情的赵景惠，很快就发现了土壤中的链霉菌。链霉菌菌落较小而致密，表面呈粉状、绒状，并有多种颜色，常见于土壤及腐烂植物中，一般闻起来有泥土味道。虽然相较于其他菌种，链霉菌属繁殖较缓慢，但由于代谢过程的抗生素能抑制其他菌种的生长，所以时间一长，链霉菌属就会成为地盘上的优势菌种，很容易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