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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博士最近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你知道么？对此有何看法？”
卢瑟福点点头：“在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从报纸获知了这个消息。我觉得这是扬克这几年来做出最正确选择，不仅对他自己有好处，对世界的科学界也有好处。”
“可是他选择的不是他所擅长的物理、化学、天文、电子等，而是从未涉足过的生物学，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卢瑟福笑道：“或许扬克觉得瑞典科学院不可能再给他颁发物理或者化学奖了，所以他想到卡罗琳医学院试试运气吧？”
三九四、夕望龙城阵云起
又问了几个问题，记者们便把焦点对准了赵景惠。
“约翰逊太太，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请问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记者的提问赵景惠还是听得懂的。早在经世大学建校之初，孙元起意识到中国与欧美各国在科研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在自己亲自动手编译教材、宣介科学发展潮流的同时，积极鼓励学生主动阅读、翻译西方各类科技书刊，加上学校里有很多外国老师和留学生，一来二去，学生们的外语水平都出类拔萃，赵景惠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赵景惠对外语非常熟稔，但她从未经历过如此阵仗，难免有些慌张，说话也有些磕巴：“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厚爱，我、我感到非常荣幸……”
记者们的兴趣显然不在此：
“约翰逊太太，你觉得自己从普通的农村女子称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赵景惠低着头捏紧衣角：“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遇到了孙先生。”
“遇到约翰逊先生？具体到科学研究方面，他给你哪些帮助？”
“他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都给了我巨大帮助，比如黄花蒿素的萃取、青霉素的发现等。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孙先生的指点，现在就不会有黄花蒿素和青霉素的问世。”赵景惠如实答道。
“您的意思是说，约翰逊先生在黄花蒿素、青霉素等一系列药物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少在黄花蒿素、青霉素这两种药物上，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赵景惠道。
“那你对约翰逊最近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那篇论文怎么看？他在撰写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有关问题和你探讨？”
“孙先生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并没有和我讨论，我也是前不久刚刚在《Science》杂志上看到。尽管对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知之甚少，但我坚信，这篇论文一定非常重要，将会推动生物学向前迅速发展。”赵景惠语气笃定。
“约翰逊太太，请问你对约翰逊先生如何评价？”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品德上。”
“约翰逊太太，据说你和约翰逊博士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包括主仆、师生、夫妻等等，其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种关系？”
“呃……”赵景惠涨红了脸，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要说答案，那自然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作为传统的中国女子，这样的答案如何说得出口？
记者们见状立即趁热打铁问道：“有传言称你和约翰逊先生的婚姻是被迫的，你是否曾为此后悔过？”
赵景惠闻言猛然抬起头，正色答道：“不，我和孙先生结婚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
就在赵景惠被记者们围困的同时，孙元起也陷入了困扰之中，不过他的困扰并非来自新闻媒体，而是来自北方的恶邻——沙俄，困扰的根源则是沙俄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的《俄库条约》，其目的就是谋求外蒙独立。
说起外蒙独立，事情还要从元末明初说起。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会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其实在1368年徐达大军攻陷元朝首都大都后，元朝并没有就此灭亡，而是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领蒙古人退回了蒙古高原，继续与明军对抗，并不断向明朝边境发动进攻，图谋恢复其在全国的统治。这个政权前后延续了二十年，国号仍叫大元，以其地处塞北，故称“北元”，直至公元1388年北元皇帝、大汗脱古斯帖木儿被叛臣也速迭儿弑杀。
北元之后政权改名为蒙古，随后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黄金家族在蒙古高原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其深刻影响却长期存在，那就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原、属于蒙古人自己的政权。无奈蒙古人却一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先有明朝大军数次北征，被打得丢盔弃甲；后又被女真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加上内争不断、佛教兴起，蒙古孱弱得如同高原秋季的白草，这个愿望只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等待时机成熟。
经过无数代人的祈盼，时机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此时在内，清政府急欲剿灭南方各省的叛乱，对于外蒙荒芜之地无暇顾及，控制力也日趋下降；在外，沙俄从16世纪经营西伯利亚开始就对内外蒙垂涎三尺，不断通过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手段进行渗透，企图策动蒙古亲俄分裂势力让外蒙脱离中国，进而成为沙俄的保护国。
1911年7月，在沙俄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的策动下，亲俄的杭达多尔济（外蒙古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等人利用举行各盟王公会盟大典之机，突然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组成代表团前往俄国要求接受沙俄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暗弱，对此却毫不含糊，立即对沙俄提出强烈抗议。沙俄政府明地里与清政府展开积极磋商，暗地里却是对外蒙分裂分子派人给枪，以示支持。
在沙俄的支持和策划下，外蒙分裂势力于1911年11月底、12月初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随后宣布外蒙古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拥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帝，号“额真汗”，年号共戴。显然，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都是不可能承认这个独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政府也是积极与沙俄政府交涉，并派人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孰料在11月，廓索维慈与哲布尊丹巴又在库伦签订《俄蒙协约》四条，明确表示俄国政府将对蒙古予以援助，为其编练国民军，以使得蒙古能够维持当前的自治政体；并帮助蒙古禁止中国军队及移民进入蒙古等。
《俄蒙协约》的主旨就是驱逐中国、独立蒙古、投靠沙俄，故而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外交部照会沙俄驻华公使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外蒙与外国无论订立何种协定，中国概不承认；外交总长梁如浩更是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各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集合全国军队克期征蒙；国民党、共和党、新中国党等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外蒙事宜，也都主张用兵。像广东省甚至召开军事大会，决定将广东省陆军的两师一旅拨归征蒙之用。
在这种大势之下，袁世凯也表示解决外蒙问题首先要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依归，然后尽力以和平手段了解，万一事情决裂，但亲自率军出征，以无负国民委托。同时密令各省暂缓实行原定的裁军办法，责成各部认真训练，听候中央调遣。
客观来说，袁世凯此举确实堂堂正正、合情合理，但孙元起很怀疑袁世凯采取武力手段的决心有多大。所谓“行胜于言”，在孙元起看来，沙俄虽然垂涎内外蒙的领土，但它现在国内动荡不安，又忙于参加巴尔干战争，并没有精力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现在不过是虚声恫吓罢了。如果袁世凯能够组织两三个师的北洋精兵以狮子搏兔之势迅速荡平外蒙叛乱，沙俄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插手。
和孙元起“英雄所见略同”的也大有人在，而且鉴于孙元起两路派兵入藏平乱的丰功伟绩，孙系盘踞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犹豫蒙古毗邻，所以纷纷致电孙元起，希望他能再接再厉、贾其余勇，迅速出兵平定外蒙叛乱。当然，孙元起麾下确实可以抽出两个师的兵力北上，而且孙元起也有这样的打算，不过这些电文中却透露着几分阴谋的味道，让孙元起怵然心惊。
杨永泰从河南省开始一直陪同在孙元起身边，负责新中国党竞选事宜，看完这些电报也赞同孙元起的直觉：“大人见解极是，全国其他各省都督都能要求派兵北上，唯独我们不能！”
“哦，你的理由是？”孙元起问道。
杨永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