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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转学退学的占5—6％，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也就是说，速成专科水平甚至不及预科。
速成专科比较正规的是一年或两年，后来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也开始萝卜快了不洗泥，由一年缩短为八个月，由八个月缩短为半年，甚至还有数月乃至数日的速成科！速成科的名称也极多，包括速成师范、速成法政、速成工艺、速成理化、速成警务等等诸多名目。
按照《中央学会法》规定，至少也要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三年才有资格参选，速成专科最多也才是两年，明显不符合要求。但很多人却在“三年”两个字上抠字眼，比如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四期学员1905年11月入校，1907年5月毕业，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却占据了三个年头。所以也理不直气壮地到教育部要求参选。
各地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也联名上书教育部，力争互选资格。教育部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各地法政学堂学生都是已经入仕的官员或举人、贡生、监生等，选择品行端正、通晓笔墨之人经考试后入学，只学习法政知识；京师法律学堂也是专选公职人员入学肄业，两者显然都不是法案中所指的中学毕业或中学毕业程度考入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在“高等专门”中间加了个顿号来理解，变成“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一下子把中央学会的学历门槛从大学本科、专科降到了高中（高等学校）、中专（专门学校）。
“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都算是半个舶来品，最先出现在日本的教育体制内，然后为中国所采用。在法案的制定者看来，“高等专门学校”的意思简单明了，就是全日制大学专科毕业，没想到在具体实践中却遇到了这些的不同解读。
会员选举本来就人多事紧，没想到还遇上了这档子事，着实令教育部上下着急上火。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抗议不断，请愿队伍天天堵在大总统府、教育部门口，更是令袁世凯、蔡元培等人一脑门子官司。
肥肉虽然好吃，但也得有本事吃到肚里才行啊！他们思忖再三，最后还是痛苦地决定：请孙元起出山！
三九八、从遣乘春更北飞（上）
为了引诱孙元起出山，袁世凯也是下了血本，一口气给出“中央学会会长”“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三四个头衔。
可惜孙元起对此并不感冒。
尽管他已经卸任教育总长，远离中枢政治核心，可身上各类公私职务依然有数十个之多，政府性质的如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国立中华科学院院长，民间团体的如经世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会长、中国教育会会长、新中国党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至于其他理事、委员、教授、代表之类赠送的名头更是不计其数。难道中央学会会长、委员长之类的虚衔更有诱惑力？
真正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是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蔡元培的恳求。
蔡元培虽然在教育上颇有心得，但精通教育并不等于能够做好教育总长，尤其是在民国初年这种政治大环境下，临时参议院的制约、北洋系的掣肘、其他党派的倾轧、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就足以折磨得你心力交瘁。而且孙元起借鉴后世的教育制度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又全面推广改良版义务教育，将教育摊子铺得非常大，令初来乍到的蔡元培一时半会儿很难上手。
更重要的是教育经费短缺。川陕各省每月贡献给教育部的经费不可谓不多，可是花钱的地方更多，科、教、文、卫、体个个都需要教育部拨款。以前孙元起主政的时候，经费短缺还可以让莉莉丝献献爱心，无偿帮衬一把。蔡元培哪有孙元起那么大的颜面？出任教育总长才短短数月，蔡元培已经无数次萌生辞职的念头。这回中央学会会员评选闹得满城风雨，蔡元培在烦恼之余再次想到辞职，甚至辞职书都写好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幸好此时宋教仁回到北京，闻听消息赶紧面见蔡元培，先是声泪俱下动之以情，然后再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痛诉国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与挑战。最后宋教仁沉声说道：“孑民兄，眼下参议院选举在即，我等必须全力以赴，不容丝毫有失！一旦竞选失利，合并未久的国民党很可能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您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理事，忍心坐视政党沉沦？
“中央学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选举监督又是以教育总长充任，只要你在位上，就有很大希望获得半数以上名额。若是你此时辞职，教育总长一职必然由孙百熙接任，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就会成为新中国党的囊中之物。如今新中国党在众议院初选中已经成为第二大党，紧缀在我们国民党之后。如果他们因此在参议院选举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使得我党不能组阁，最终导致政党分裂。孑民兄，那岂不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呃……？”蔡元培有些无语：我这个教育总长辞职与否，能够决定国民党的成败？未免有些太言过其实了吧！再者说，就算我在位又能如何？孙元起在海外声誉极隆，又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能够确保留学生的选票不会流失；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姑且不说，单单经世大学的毕业生就占据中央学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国民党凭什么在中央学会中争取半数以上名额？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不信，又接着解释道：“宋某也知道孙百熙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哪怕他不采取任何拉票动作，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也会大半落入新中国党的囊中，其他党派难以染指。但我们国民党现今已经陷入困境，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中求生，迎难而上，未必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那遁初有何高招？”蔡元培奇道。
宋教仁微露阴狠之色：“我们首先请孙百熙北上就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负责中央学会的机构筹备、会员评选以及参议员选举事宜。这些事情本来就纷纭复杂，经世大学在高等教育界又一家独大，孙百熙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惹得物议沸腾，影响新中国党的得票。纵使他能面面俱到，妥善处置此事，也可以把他牵扯在京城，不让他到全国各地演讲拉票。
“一旦中央学会开始选举参议员，我们就会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宣扬孙百熙把持会员评选，排除异己，让经世大学学生和新中国党在中央学会中一家独大，意图囊括所有名额。像孙百熙这种人素来最重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让出几个名额，我们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孑民兄在教育部再稍加引导，肯定能有所斩获。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蔡元培闻言顿时眉头大皱，神色也颇为不渝：“这手段未免太——！”
“太卑鄙？太下作？”宋教仁冷笑道，“比起共和党的贿选、舞弊，我们这点小伎俩算什么？政治本来就是肮脏的，它只包括三个含义：残酷、血腥、欺骗。纵使孙百熙号称当代圣人，从政之后也逃不过这个范畴，何况等而下之？我们既然决定从政，就不必故作清高。
“再者，共和党就是袁项城豢养的走狗，他们要是执政，我们革命党流血铸就的民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新中国党则是毫无政治主见，依违于我们国民党和袁项城之间，朝三暮四，东食西宿。相对于新中国党和共和党，至少我们目的是清楚和正确的。既然目的正确，手段上有些小瑕疵又打什么紧？顶多就是事急从权罢了。”
蔡元培脸色更加深沉：“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便结果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孑民兄，宋某知道您与孙百熙关系匪浅，早在十年前经世大学成立的时候就曾以副校长之职相召，邀请你北上执教；现在就任教育总长也是出于孙百熙的大力举荐。此次邀请孙百熙北上就职，只怕还得孑民兄您亲自出面才好。”
蔡元培冷哼一声，不怿地答道：“既然你知道我和孙百熙关系莫逆，还想让我出面邀请他北上？难道你想陷蔡某于不仁不义之地？”
宋教仁连忙答道：“宋某岂敢！只是孙百熙此次北上对于新中国党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只不过对我们国民党更有利而已。孑民兄作为教育总长，想来也应该知道这次会员评选涉及全国近十万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