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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庶人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开始被打破。
而儒家学派实际上是在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所开创，当时一共产生了八个学派，最后更是分裂出了墨家和法家这两家学派，至少在先秦时代，儒学始终都在发展着，即使是始皇帝在一统六国以后，也曾经有过使用儒家治国的念头，不过可惜的是当时儒家向始皇帝提出了恢复分封的主张，才被始皇帝所摒弃。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儒家提出的分封主张无疑是倒退的，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在边远地区分封宗室子弟作为诸侯经营地方，而对中央的繁华地区实行郡县制才更加稳妥，秦朝的二世而亡其中并不乏这个原因，至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和儒家更是没有多少关系，所焚的书籍以六国的史书为主，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书籍也并非全部销毁，全都在当时的咸阳皇宫藏有副本，而坑杀的也几乎全是些方士。先秦文化的散佚归根结底还是在于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把当时整个秦朝所藏的书籍都付之一炬，再加上连年的兵祸才使得当时的文化和科技几乎倒退了百年，帝国建立以后，花了极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而刘宏在回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在他登基以前，除了记录他在后世的学识以外，为了彻底融入这个时代，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学习当时的儒学，所以刘宏对儒学印象并不坏，至少儒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所以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但实际上儒学在帝国始终都只是一层外衣，有名而无实。
刘宏在后世的时候，曾经有无数人咬牙切齿地痛恨董仲舒，认为他阉割了儒学，可实际上董仲舒为了迎合孝武皇帝，而使儒家学派走向帝国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大一统等思想，却是被敌对的学派法家的核心思想，而最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孝武皇帝为了让法家上台而已，董仲舒一生终未得到重用。
因为历代战乱和清朝大规模禁毁书籍，刘宏在后世大学的时候，也只能通过一些发掘的史料进行研究，当他亲自学习了这个时代的儒学，并且在登基以后，可以从皇宫的藏书里看到各种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以后，才让自己结合原本的历史走向对儒学形成了客观的看法，刘宏依然坚持他的理念，儒学不能运用到治国的具体层面，因为儒学是用来治人的，它有其天生的缺陷，可是却可以用来补足其缺点。
用两千年后的眼光去批判帝国的儒学，刘宏认为对当时的学者并不公平，后世的人对历史进行批判是用来汲取教训经验，是用来自我改善的，而不是以讥讽的心态去埋怨前人，就如同董仲舒在孝武皇帝的策论文章，刘宏在看了起原文以后，始终认为那是当时顶尖的政治主张，除了儒学对科技一贯的轻视以外，其他都算得上无懈可击，没有人可以开创沿用千年，万年的学说，尤其是当他们受限于身处的时代和生产力限制，儒学最大的功能便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和法家一起为统治者提供一个相对‘高效’的统治模式，自帝国建立以后的儒皮法骨的模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崛起，或许这种模式和王朝兴灭的稳定循环仍将持续下去。
在刘宏眼中，儒学和法家是被皇权所阉割的，儒家所坚持的民本，法家所坚持的反对贵族世袭，都是被皇权所阉割的，所谓儒学阉割民族血性毋宁说是统治者在阉割被统治者的血性，而儒学则是最合适的工具，只不过当这个工具被皇权异化以后，压过了皇权而已，或者说和皇权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不过尽管如此，刘宏还是认为儒学至少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促进作用，撇开实际并不使用儒学的汉唐不论，宋明时期正是因为儒学的发展才使得当时的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人都说宋朝理学不堪，可实际上理学所培养出来的儒生极为刚烈，金国入侵南宋，岳麓书院的由理学所培养的儒生个个弃笔从戎，壮烈殉国者超过九成，而朱熹本人更是坚定的主战派，最后也因为主战而被贬，南宋士人最后自杀投海殉国的超过十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连拿起武器反抗都不敢，所谓的殉国也不过是懦弱而已，可是刘宏从来都认为自己曾经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或许连自杀殉国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以自卑的心态去批判古人，他们生活在物质最好的时代，可是精神却处于最空虚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不曾真正去了解自己所批判的东西，而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在刘宏看来，真正毁灭了儒学传承的是清朝，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剃发易服，彻底湮灭了汉人所有的光荣，他们用了三百年时间让汉人变成了奴隶，终清一朝，除了晚期因为西方带起的工业革命进入后的生产力，在它所谓的盛世时期甚至远远不如明朝末期，在清朝，儒学彻底被阉割，被掐死，最后使得中国竟然需要用外国的理论来建立国家，有着数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就这样被击倒。
儒学，是刘宏建立一个真正世界帝国的基石，而融汇了刘宏在后世全部知识作为大纲的新儒学则是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儒学最大的缺点便是它本身是构建伦理道德，从而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注定它只能提倡忠义仁孝悌，而国家之间的政治则是肮脏和阴暗的，儒家在普通人中所提倡的美德丝毫不适用于国家之间，因此儒家是用来治人而非治国，这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此外儒家对于具体治国手段的缺失更是让儒学最后只是成为统治阶层手里的一样工具而已，从汉唐以后，所谓的儒学出生的官僚有几个真正配称儒生，几乎大半都背叛了儒学所强调的美德，而这恰恰是人性中所无法规避的弱点。就如同刘宏所在的后世，你让官员再进党校，再学马列，他还是会贪，就算是那些民主国家也是一样。
但尽管如此，儒学始终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治人，刘宏将儒家教义包上道教的外衣作为国教，最真实的目的便是为了影响社会风气，而新儒学则是用来影响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至少在汉朝，在皇权依旧具备神圣性，儒家的先贤只是圣哲而非圣人的时代，他可以做到这一切。
帝国的新儒学利用了儒学本就具有的包容性，而将诸子百家都纳入其中，刘宏有时候觉得中国文字言简意赅，博大精深，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像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如何解释全看个人怎么想和老师怎么教，而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被利用。所以刘宏在创建新儒学的时候，不带使用了标点符号，还借着报纸推广白话文，同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印刷和纸张优势，让新儒学在传播上彻底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卑君所在的马车内，所带的书籍清一色的全都是由新儒学所引申开来的一系列书籍，里面多以阐述政治和经济为主，尽管刘宏放开了纸张的限制，现在整个帝国能够制作新纸张的商会不少，可是印刷术却自始至终都保持在刘宏手里，他要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完成对整个汉民族在精神上的改造。
卑君一路上和同行的军官相谈甚欢，因为两人都是新儒学的信奉者，在敦煌的生活让卑君已经彻底认同自己是一个汉人，他娶了汉人女子为正妻，在敦煌他的七个子女也从小受到儒学教育，如果不是因为帝国需要，他并不愿意回到车师后国当什么国王。
因为卑君在心理上对帝国的认同，使得同行的军官也没有半点歧视之心，在细柳营的信仰灌输里，虽然是以大汉至上，帝国至上为原则进行教导，可是除了极少数的狂热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而刘宏也更多的强调文化认同感，因为过分的强调种族，会让帝国同化周边民族上陷入很大的麻烦。
对于细柳营培训出来的年青军官而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是一条原则，但是这条原则必须服从于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国之无也，他们会接纳认同自己是汉人的外族，而且并不排斥和他们一起共事，在帝国军中就有不少入了汉籍的南匈奴和乌丸军官以及士兵。
在和卑君同行的军官眼中，尊崇天子，认同自己是汉人的卑君无疑是自己人，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他并不避讳自己对车师人的厌恶。
听着同行军官的话，卑君并没有恼怒，尽管对方说的是在种族上和他一致的人，可是他却并没有什么认同感，甚至他认为同行军官说得很正确，车师人的确是朝秦暮楚，没什么忠诚可言的民族，所以才需要帝国进行统治，对他们进行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