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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1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①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支持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①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① 《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141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发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①。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①。
永乐四年（1406），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