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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拧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姐姐说:“我前天夜里还看来着,今早起再去看,就不见了。”
我说:“会不会是两个毛孩子翻出去玩了?
问问。”
秉玉说:“不用问,他们俩才多大,登得了那么高?”
姐姐说:“不会是孩子。那东西我是放在立柜顶上的纤维板夹层里,那夹层还是你姐夫活着时特意加上去的呢,连我上去摸,都得踩上椅子。”
我说:“不会是看过后忘了往回放吧?”
姐姐说:“哪能。不放回去,我还敢闭眼睡觉啊?”
我把目光盯向了大外甥:“尚森,你没看过吧?”
尚森倔哼哼地说:“舅,你别这么看我。我都不知道我爸还留下什么笔记本。舅,一个破笔记本,还找什么呀?”
我没正面回答尚森的问话,也没敢再把目光盯向秉玉,投鼠忌器,我怕她炸。此事若是大人所为,问肯定是问不出来的。
尚磊说:“舅,您既来了,就带我们找找吧。”
秉玉立刻接话说:“找就找。也别光从这边一处找,你们那两个家也都找找看。”
尚淼用胳膊肘碰了二哥尚磊一下,响应说:“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谁也别离窝儿,先从这边找,然后去我家,最后是二哥家。找谁家时谁在外边躲躲,别沾边,避避嫌,都好。”
我问姐姐:“姐,你说呢?”
姐姐说:“都这么说,就找拽吧。你们几个,心里不愿意,就都骂我。自从你们老爸过世后,我心里一直乱,脑子也大不如以前了。一个老糊涂的妈,你们都担待吧。”
那天,我的身份便是监察御史,率领尚家的三个儿女及他们的配偶全面搜检。每到一家,那家的夫妇便由母亲陪着,守在门外的楼道里,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可远去。北方初春,乍暖还寒,可我知道,那寒的是在人的心里。一个家庭,因为一个笔记本,闹到这种程度,彼此间都变成了大明王朝的东厂侦探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虽还没算彻底撕开面皮,也够叫人心里打战儿的了。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不介绍介绍我姐夫留下来的那个塑料皮笔记本了。那个笔记本没留下几个有价值的字迹,却夹着一些邮票。姐夫生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也没刻意收集攒存过邮票,他的集邮仅限于收到了亲戚朋友的来信,他看邮票花花绿绿的好看,便用剪刀从信封上剪下来,夹进笔记本了事,也不管成套不成套、缺张不缺张的,更没有拿到集邮市场上去做过验证和交流。尚淼处朋友时,有一次带男友邹惠民来家玩,尚淼知邹惠民爱集邮,便把爸爸的那个笔记本拿给他看。没想邹惠民漫不经心地翻着翻着,一双眼陡地惊直了,他拿起一张邮票,说没想你爸还藏着这么一张宝贝呀!尚淼本来也对集邮不感兴趣,便追问这张怎么了。邹惠民说,你真不懂呀?这张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台湾没红,怎么叫全国?再加西沙和南沙也没印上去,所以发行后很快就停止出售和使用了,物以稀为贵,眼下这张,拿到集邮市场上去,足可卖上七八万。但你爸这张品相差点,下剪子时把边儿上的邮齿伤了一些,可能在价格上就要打些折扣。尚淼又惊又喜,急喊爸爸妈妈快来看。从那往后,姐夫的这个笔记本就轻易不示人了。
为这张邮票的事,姐姐、姐夫找过我,还拉上尚淼和邹惠民,一起去了集邮市场。那天,一听说真龙露相,我们立刻被人们团团围住了,有人开价,一手钱,一手货,七万。姐夫犹豫,心有所动,当时家里正张罗尚淼的婚事呢。邹惠民拦阻说,大叔:还是别卖吧。这种东西,可比文物,价格随风涨,涨幅比银行利息高多了,而且只涨不落,明年就可能值十万,留留吧。等我有了钱,您也稀罕够了,您说话,不管贵贱,这东西也不能落到外人手里去!姐姐也说,咱俩的岁数也都不小了,就留着它做救命钱吧,不到万不得已,咱先不出手。姐姐还特意叮嘱尚淼小两口,说这个事,你们可给我记牢实了,除了你舅,家里人再不许让外人知道!那次,为了支付谢秉玉的六万元财礼,姐夫要将这张邮票放到我手上,就有了以此抵押之意。
那天,我和姐姐带着众子女在三个家庭搜检,可谓是天翻地覆见缝寻针,但一无所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悄声问姐姐:“你看谁最可能?”
姐姐反问:“那你说呢?”
我心里自有怀疑的重点,却不好说出口。尚淼和邹惠民夫妇是最知那张小纸片片的分量和底细,但邹惠民若存此心,第一次见那张邮票就故作懵懂好不好?当时若是悄然将那张邮票从笔记本中抽出归己,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粗心大意的姐夫都不会有所察觉。尚淼是姐姐的贴心小棉袄,想来也不会去偷夺母亲的救命之物吧?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尚森夫妇了。大外甥憨钝如稚,想来不会有这种心智。那么谢秉玉呢?她知道家里存着那个笔记本吗?她知道笔记本中夹着的那张邮票的价值吗?不好说啦!
夜已很深,空中飘淋着雨夹雪,天气愈发凛冽。秉玉有算计,上午从家里出来时,就带了一把伞,撑在自己和姐姐的头上。尚森和我也打了一把伞,是出门时尚磊塞过来的。几个人走在雨夜里,一路沙沙,是雨声的沙沙,也是脚步的沙沙,谁都不说话,都在想着心事。先到了姐姐家楼下,姐姐说,秉玉,再送送你舅,跟着累了一天。
本来,既已到家,交到我手上一把伞也就是了,但姐姐却明确指示让秉玉再送送我。我明白姐姐的意思,是让我趁只和秉玉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再对她劝说或试探点什么。所以,在余下的那一段行程中,我便回忆老姐姐和姐夫这一辈子的不容易,又说父母的心其实都是偏长的,偏向的肯定是那个最孱弱的子女。秉玉不说话,以她的精明,不会不明白我这些粗浅的话语中的意思。
在一个路灯下,秉玉突然停住了脚步,一双黑亮的眼睛凝视着我,问:“大舅,我妈丢的那个笔记本里,到底夹着什么?”
我不好说破“一片红”,猝然间,又不知如何搪塞,便答:“听说是夹了几张邮票吧。”
“很值钱吗?”
我佯装淡笑:“值什么钱。不过是你公公活着的时候,看家里有来信,就把邮票剪下来。值钱的邮票敢往信封上贴?你公公说走就走了,你婆母不过是想留个念想吧。”
秉玉想了想,突然说出让我大感意外的一句话:“不对。我妈不是在找邮票,她是在找另外一件东西。”
我问:“她在找什么?”
“不知道。”
秉玉有意将伞往我头上倾了倾,自己则完全暴露在了清冷的夜雨中。她仰着脸,迎接着细密的雨丝和零落的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那淋湿的脸庞似涂抹了油彩,又含着某种似是而非的笑意。那一刻,我想起了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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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秉玉说婆母在寻找另一件东西的话很快便得到了验证,而且那件东西似乎比某张珍稀邮票的筹码更具分量。
半月后的一天,姐姐突然找到我,不是去家里,而是去了我在教委的办公室。她机警地探头先往走廊里看了看,回身又关紧了房门,并按下了锁,这才复回我的身旁,压低声音说:“那张‘一片红’没丢,还在我手里。”
我问:“那你闹了那么一出戏干什么?鸡犬不宁的。”
姐姐说:“我是替老二在找一个笔记本。他把一个小本子整丢了,回家跟我抹眼泪,说那个本子比他的命还重要,要是找不回来,就怕下半辈子都完了,难得消停了。”
我的心紧了紧:“什么本子,说得这么血呼哧啦的?”
“我也这样问,可老二不跟我说。只说这本子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