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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24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 月11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个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军官，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腊斯登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陆军补充［1028］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斯堡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道芬堡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杀害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为密谋集团的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
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年6 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
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
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 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 月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3 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3 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4 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年9 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4 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
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
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