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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恩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此外，合作社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专门的管理委员，其中一名管理外务，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销售部门打交道；另一名管理内务，处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
由于兼有基层政权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还必须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负责建设管理小学和卫生所，还需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原则上由全体社员分担。
不过合作社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政权，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的特点取决于社区内农民的要求，与社员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组织作为社员在市场中的代表，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来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从创造利润的角度讲，它与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利润的分配上，它必须将市场所得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社员）具有非赢利性，对外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常瑞青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众人，露出一丝笑容：“同志们，你们觉得这些大的原则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陈独秀刚才在听常瑞青和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这会儿接过问题道：“总理，你和总统的设想都很不错，是有实行可能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我们的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没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个农业合作社感兴趣啊。”
“当然是要给些扶植政策的。”常瑞青拧眉思索了片刻，缓缓道：“首先是由渔农总会提供低息贷款给农业合作社和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其次是免除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历年积欠；再次是农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税收优惠，可以免缴田赋；最后，渔农总会还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开设商店，向社员销售低价的日常生活用品。”
第911章 现代化就是城市化
“有了这几项优惠政策，农业合作社应该可以很快被大中华联邦的农民所接受？”常瑞青微笑着问了一句会议室里的众人，大家都纷纷点头。就目前联邦政府的财力来说，常瑞青给出的这几项优惠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常瑞青又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微笑道：“总统，e来，合作社的事情，内阁将会全力推进，但即便是实行了合作化，土地集中和城市化的趋势还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农业合作社本身也要建立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你们说是不是啊？”
“总理说得很对，”毛泽东淡淡地笑了下，他明白常瑞青的意思。“我看总理提出的二次土改方案在原则上也是可行的，e来，你说呢？”
“是的，从美国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小农生产的确是没有竞争力的，一旦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出现，东部地区的小农经济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我们应该抗拒的。”周恩来紧了紧浓眉：“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农业合作社其实也是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将来是否可以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竞争都很难说，就更别提东部的亿万小农了。”
说到这里周恩来忍不住叹了口气，似乎对必将要崩溃的小农生产颇为惋惜，陈独秀也叹息一声：“先进的生产力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将摧毁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过去的近20年里，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原有的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大规模萎缩。被更先进的大工业所取代了，这样的情况也必然在农业生产当中出现。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这个过程不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冲击。”
“不，不会产生什么冲击的。”常瑞青笑着摆摆手：“在大农业生产取得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全力推动城市化，其实我的第二次土改真正的看点不是促进土地集中，而是吸引农民进城。”
说到这里。常瑞青的神色略微有些得意，他可是个“历史过来人”，知道另一个时空中国的城市化遇到的种种难题。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而在这个时空，现在仅仅是1936年，他这个中国总理就已经找到了一个城市化的办法了。
“城市化的办法就是重点发展超大城市。帮助而不是阻止农民进入超大城市生活就业。而且还要让人民，包括农民、工人在超大城市安家置业，而农民进城安家置业这件事情本身，就将大大拉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大家听到“房地产业”这个词儿都同时愣了一下，现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座的诸位除了常瑞青都是不会做生意的，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