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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队支书愣说这是贫雇农阶层中出了个别坏人，地主分子看在眼中，乐在心中，四处扩散，正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就拿我外公做典型，发动贫下中农批斗起我外公来了。
在农村中开批斗会，可就不像我们知青开批斗会那样“动口不动手”了。他们要我外公跪在会场中央，这个过来骂几句，推两下，那个过来骂一顿，又搡两下。要不是见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来，拳头脚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窝了一肚子气，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龙开的玉龙饭店的地址，要我尽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联系，让舅舅赶紧给他汇点儿钱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受到严格管制，根本不可能给海外发信，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等于劳改，给海外发信也有所不便。比较起来，我是个插队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孩子，总好说些，所以要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