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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这样一位风流人物，居然扬言要到王塔克去，难怪南邦的贩毒中心要怀疑您是国际禁毒委员会派来的人了。而对我这个真正的反毒专员，他们却轻轻松松地放了过去。像您这样扎眼睛的人，当然我也要怀疑您是走私毒品的大商贩或者是联络员。不过通过他们的这场表演，倒是代我冰释了对您所有的怀疑了。
吴先生，我已经把我的来历和任务无保留地统统都跟您说了。那么，关于您去王塔克的真正目的，您是否也可以无保留地全部告诉我呢？
第三个故事：偷渡客的经历
吴永刚是个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偷渡客。先到缅甸，后到泰国，最后到达香港。
他当时是怎么越过国境线的呢？到了异国以后，他又是怎么生活、怎么继续旅程，最后到达香港的呢？
原来，他挨过一枪，是三个小姑娘救了他。这里面，有两个既辛酸又动人的爱情故事。
昭维先生是清莱府的府丞，比县长还大的人物，今天能够推心置腹地与我谈论贵国有关黑社会的诸多问题，足证先生对我的信任与看重。我要是不推心置腹地向您和盘托出关于我去王塔克的目的，我就太对不起您的这一片赤诚之心了。
首先我声明：昨天我在车上所讲的关于我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我到泰国来，确实是因为业务上与曼谷的一家旅社搞联营，需要进一步商谈一些可行的项目。至于我要到王塔克去，那纯粹是为了借此机会去寻找我的一个朋友。正确地说，是我没举行婚礼的妻子。
让我接着昨天的话茬儿，把故事继续说下去。
那年，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中国共产党党章》上出现的笑话。其实这事儿与我毫不相干，结果不但给自己招来了一顿毒打，还把我初恋的对象也送上了西天。尽管后来没事儿了，法院也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了，可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性懦弱，以善于忍耐在全世界出名。对于大陆的苛政，他们心里不是不明白，但是逆来顺受惯了，只知道忍气吞声，苟且偷生。我第一不是知识分子，第二少年气盛，第三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好铤而走险，第四脑子还比较清楚，觉得在这样一帮浑蛋的统治下当老百姓，实在太憋气也太窝囊了。何况当时在云南边境插队的知青不甘心呆在农村受苦，越境外逃的人很多。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年“文革”期间，单是外逃的知青就有十几万，国境线上每天都有上百人通过。因此，我才下决心冒险偷渡国境，逃出了中国大陆。
尽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可是要办这样一件大事，也是经过大脑认真反复地多次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只有他们执行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外，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至少也是反动派当政，对“海外”两字视同洪水猛兽，因此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把“国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许外国人进来，也不许国内人出去，而且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认定：凡是偷渡国境的黑五类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偷渡国境”解释成“叛国”，不但抓回来要重判，当场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冒着死亡危险的孤注一掷！
不过在知青的传说中，似乎云南的边境是所有边境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个地段。因为云南的外面就是缅甸的东北地区，而当时的缅东北是控制在缅甸人民军也就是缅共手里的。在云南越境的人，大多数都投了缅共。而缅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决支持中共的。只是缅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政府不能公开地支持他们罢了。大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参加缅共，实际上是对缅共的一种实力支持，因此据说云南边防军看见大批知青越境，并不怎么追究，而只盯着单身偷渡国境线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抓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从缅甸转道去香港，而一时间也没有与我怀有同样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说，虽然我也在中缅国境线上偷渡，却与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我好像仍旧与过去一样，不言不语的，每天干活儿回来，没事儿了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让人觉得我在认真刻苦地学习，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实，我是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萦绕已经不止一日，好像烧着了一团火，这团火，几乎把我自己给烧着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大陆太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很客观地问过我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马列主义呢？经过认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竟是那样执着地相信。我不敢说我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至少读过《社会发展史》，也相信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发展。如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