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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回来呀？我还以为让河水给卷走了呢！再不回来，我可就要打着火把到河边去捞你们了。”
柳芭吃了定心丸，果然主动去向父母亲做解释工作。她是怎么跟父母说的，我不知道，估计大概是我有了出路，全家人都会有好日子过，而且她保证我不会食言，一定会来接她们全家这一类话吧。总之是大叔和大婶儿听从了她的话，不但同意让我一个人到曼谷去，而且给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托钵僧。和尚不分国界，越境比较方便；和尚身上不必带钱，可以沿途化缘，靠吃斋饭就能够到达曼谷。比较为难的是我不熟悉当和尚的规矩。好在泰族男子几乎人人都出过家，大叔对当和尚也不外行，完全可以当我的佛门师父。
泰族人的风俗：每年泰历阴历八月十六进入守夏节，和尚就进寺坐禅，不许外出；一定要过了十一月十五解夏节，和尚才能出来云游化缘。既然我接受了化装为和尚的建议，当然也要遵守这个规矩。不然，我这个和尚，就未免太出格了。为了更像一个和尚，我在上路之前，还可以跟柳芭补上我们爱情的一课。在此期间，我不但要学诵经礼佛，还要学赤脚走路，学过午不食。总之，在上路之前，我不但与柳芭打得火热，而且基本上已经“修炼”成一个地道的小和尚了。
自从偷吃禁果以后，我和柳芭不止一次地到小树林里幽会，山盟海誓，在这里说尽了；眼泪鼻涕，在这里流够了；只有恩爱，还正开始。因此，到了1973年4 月15日的泼水节，接受了全家、全村人的祝福，直到我们别离的那一刻，她都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欢欢喜喜地与全家人、全村人一起到土地庙告别了土地爷，然后送我登上征途。
那时候，金三角地区还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缅泰之间的国境线等于不存在。尽管一路上也遇到过不少武装毒贩子的马帮，但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习惯或尊重泰族的民族习惯，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没有为难我这个冒牌的托钵僧。靠我的两条腿，愣是光着脚板从王塔克走到了清莱。然后从清莱搭上火车，到达曼谷。
我到了曼谷以后，根据我背熟了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湄南大饭店的老板贡叻先生。贡叻先生听说我是姚克勤先生的亲外甥，而且是历尽千辛万险几乎丧命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不胜惊讶，当即给我舅舅挂了国际长途电话。舅舅从电话中听到了我的声音，更其惊喜，问遍了家中的情况以及我从西双版纳逃出来的经过，嗓音哽咽地连连感谢上帝，要贡叻先生想各种办法，立即把我送到香港。
当天晚上，我就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已经和舅舅联系上，不久就要到香港去了。请她耐心等待我到香港以后给她的信。──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拼音的泰文，比汉字好学，只要有人指点，不上学也能读书写字。柳芭虽然没上过学，信是看得懂的。她那个三家村连村名都没有，信只好寄到王塔克头人那里转。岜里大叔既然是王塔克头人的佃户，头人当然应该知道岜里这个名字的。
贡叻先生是承接旅游服务的大旅社经理，只要有钱，给我办一张泰北居民去香港的护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曼谷到香港的航班天天有，没过几天，我就西装革履焕然一新地到达香港了。
与舅舅见面，说起一家人的遭遇，当然免不了痛哭流涕。舅舅到台湾以后，依旧替朱军长理财。不久舅舅退伍，朱军长拿出全部积蓄，让我舅舅到九龙开了这家玉龙大旅社。朱军长戎马一生，夫人早故，只有一个女儿。晚年看破政界险恶，素知我舅舅为人忠厚，临终托孤，让女儿改从姚姓，认我舅舅做爸爸，一起到九龙来。她已经18岁，自小酷爱音乐，如今在香港艺术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攻读。因此我名义上有一个“表妹”，实际上与我们吴、姚两家，并没有血统上的关系。我到香港的那一天，是她和舅舅一起到机场来接我的。
香港有我亲舅舅，他又是玉龙大旅社的总经理，办理居留手续、安排工作，都不是难事。我舅舅对我说：他自己没儿子，女儿一心扑在乐谱上，对经营旅馆业毫无兴趣，因此不论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现实情况，逼得我非接他的班不可。我不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