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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王实味案（三）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 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