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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
“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
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
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
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
“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
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
“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
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５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