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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宜乐的这种变化的动因或许从他本人交待中可洞察一二：在自治区高级法院当副院长还不如原来在地区中院当院长，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了42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心里觉得很亏，一定要赶到退休之前捞一把。
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潘宜乐越走越远。
1996年8月底，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潘宜乐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公然收受贿赂与他人合伙办公司，严重违反中央纪委关于国家机关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关口。对于法官，人民群众有理由要求他们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举报信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9月9日，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法合为组长的调查组抵达广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和有关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初期的调查工作出乎意料的顺利，办案人员很快查实：1996年4至5月，潘宜乐与广西北海市海城泰富典当拍卖行（以下简称拍卖行）及其他几位合伙人在凭祥成立泰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云公司），通过联营的方式经营金矿。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50万元，但潘宜乐并未拿出一分钱，而是接受拍卖行25万元资本金占公司10％的股份。
或许是根本就没有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当办案人员从凭祥市工商局调出泰云公司的档案时，赫然见“副董事长”一栏里写着“潘宜乐”三个字。
然而，当办案人员同当事人潘宜乐及拍卖行总经理高某正面接触时，二人一口咬定潘宜乐的25万元是向拍卖行借的，潘宜乐已于当年6月还清了这笔钱，并退出了泰云公司。他们还主动出示了潘宜乐4月8日写的借条和拍卖行6月23日出具的还款收据，以证实所言非虚。
但是，办案人员发现，拍卖行出具的还款收据，虽然填写的还款时间是6月23日，然而其上下联的日期均是9月份。拍卖行资金往来帐目也显示，无论是6月份还是9月份，都没有一笔25万元的进帐。显然，这份收据不仅是调查组到达之前补开的，而且根本就是假的。
既然收据是假的，借条会不会也是假的？难道潘宜乐提前得到消息而做了手脚？
办案人员疑团顿生之际，传来新情况：早在调查组抵达广西之前，潘宜乐本人就通过不正当途径得到了举报信的复印件，并打电话威胁他所怀疑的举报人：“谁整我，我绝对不放过。我要用判决的手段把这个人送到西天去，达不到这个目的不姓潘……”电话里，潘宜乐还念了举报信的部分内容。
至此，办案人员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止一个潘宜乐，而是一个熟知法律的攻守同盟。
调查组及时回京汇报了案情，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态度明确：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坚决查到底！对此，中央纪委有关领导在各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
10月14日，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再赴广西。这一次，调查组目的明确：突破攻守同盟，彻底查清潘宜乐的25万元入股资金是借贷还是受贿。
为了排除干扰，防止串供，根据中纪委有关规定，调查组将潘宜乐带到北京交待问题。
诸熟法律的潘宜乐清楚，自己借钱参与经商，充其量只是违纪，而受贿则触犯了刑律。所以他始终坚称25万元是借的，并避重就轻地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借钱办公司违背了中央纪委的有关规定，今后要痛改前非，兢兢业业工作。
然而，潘宜乐没有想到的是，在政策的感化和法律的威慑面前，其“盟友”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随着拍卖行总经理高某及其他当事人的指证，整个事件真相大白。
1995年，潘宜乐的老战友、也是从政法机关退休下来的邢某从东北到广西投奔潘宜乐，希望下海经商。于是，潘宜乐介绍邢某结识了拍卖行总经理高某等人，商议在凭祥成立公司经营金矿。高某提议，拍卖行负责全部投资，但只占股份的50％，其余的股份由潘宜乐、邢某等人分享。对这一提议，潘宜乐欣然应许。
1996年3月，泰云公司在凭祥成立。高某任董事长，潘宜乐任副董事长。4月8日，拍卖行将经营金矿所需的费用200万元汇到凭祥。根据潘宜乐的要求，这笔钱中的20万元（后追加5万元）先存入潘宜乐的个人存折，当天又转入泰云公司，作为潘宜乐的入股资金。
一个月后，潘宜乐觉得心理不踏实，对其中一位合伙人说：“我是高级法院的副院长，这样做是受贿，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不如补个借条，万一查起来也好应付。”
合伙人问：“你打借条将来拿什么还呢？”
潘宜乐说：“我这个借条不仅不用还钱，连利息也不用付。”
随后，潘宜乐正式提出打借条，高某知道他的心思，遂笑着问道：“真的要打借条？”
潘宜乐回答：“还是打个借条好，以后万一查起来好说话。”于是，潘起草了一个借条：“借到北海泰富典当拍卖行人民币25万元整，投入凭祥泰云公司作入股资本金。”
写完后，潘宜乐左思右想觉得不妥，遂又提笔在借条上加了一句：“此款待泰富典当拍卖行收回本金后该条作废。”才满意地让人重抄一篇，再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不忘把日期提前到4月8日，即北海典当拍卖行汇钱到凭祥的那一天。
潘宜乐的这张借条可谓煞费苦心，他既想逃避法律制裁，又想逃避还债义务。
9月6日，潘宜乐得知有人举报他，匆忙召集高某、邢某等人到南宁商量对策，订立攻守同盟。潘宜乐让高某在借条上注明“已还清，将借条退还本人。帮其所购池子划归典当行”字样。同时，他还让拍卖行于9月8日开出一张日期为6月23日收到潘宜乐还款25万元的收据。
真相大白之后，如何处理潘宜乐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意见一致：对法院系统内部这种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要坚决依照法律程序移交检察机关追究法律责任。鉴于潘宜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案件不宜由当地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此案。
北京市第一中院判决潘宜乐有期徒刑15年。潘宜乐不服，提出上诉。
1998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庄严的终审判决：被告潘宜乐犯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无情的判决向世人昭示：国家审判机关对法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
惩治司法腐败，清除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是时代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也是共和国法制大厦坚如磐石的基础。
从潘宜乐悲剧性的结局中，人们听到了审判机关的告自：人民法院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法律的天空必须更加纯净。
五、司法腐败，你敢举报吗
举报利剑指向腐败分子。举报制度是向特权宣战的群众性举措。10年
举报不泄密，10年举报使6100涉嫌犯罪的县处级领导被送上审判台，17。4
万余件大案得以告破。彻底清除司法腐败，呼唤更多勇敢的举报人。
不仅仅是深受其害者，每个有良知的公民对司法腐败都恨之入骨。事实上，彻底清除司法腐败，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自我清理整顿就可以解决的事，全社会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同司法腐败现象做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举报制度，便是这种公民监督的具体举措之一。
作为公民，你敢举报吗？
1988年3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建立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海内外30多家媒体作了报道。
10天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通报了深圳市的做法。高检院肯定举报中心是检察机关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