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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公元前528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了。《左传》解释，之所以舍弃族名，只书“意如”，是为了对晋国表示尊重，承认鲁国有罪责。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鲁国终于可以放开手来解决南蒯和费邑的问题。
费邑的军民本来就不想背叛鲁国。南蒯发动叛乱之前，曾经将费邑的官吏聚集起来，要他们宣誓共同反对季氏。司徒（费邑的官吏之长，非鲁国司徒）老祁、虑癸就持一种骑墙的态度，伪称有病，对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誓，但是不巧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大病不死，等到病情稳定一点立刻和您结盟。”南蒯毕竟做贼心虚，不敢逼得太紧，同意了二人的请求。只不过这一等，就从公元前530年夏天等到了公元前528年春天。这期间叔弓大军围城，费邑军民一边抵抗，一边观望，大致情况是这样：叔弓开始进攻的时候，费邑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后来季孙意如听从冶区夫的建议，采取怀柔政策，费邑人便开始摇摆不定，不少人开始怀念季氏的好；再后来晋国发动四千乘兵车威慑鲁国，费邑人又觉得这事还得再看看；接着鲁昭公在卫国吃了闭门羹，季孙意如被拘捕，费邑人就更不敢轻举妄动，连围城的叔弓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季孙意如突然像兔子一样跑了回来，晋国似乎也放过了鲁国，费邑人也明白了该怎么办。
一天早上，老祁和虑癸突然请求跟南蒯盟誓。南蒯欣欣然前往，一到会场便被埋伏的武士劫持。但老、虑二人还是很客气，对南蒯说：“大伙儿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主人（指季氏），只不过畏于您的权势才走到今天，听从您的命令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您如果不及时回头，费邑人感念主人的恩惠，将不再听命于您。您在哪里不能快乐地过日子呢？只要您愿意离开，我们礼送出境。”说完还给他叩了一个头。
事到如今，南蒯还能说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了。但他对形势还抱有一丝幻想，请求说：“再给我五天时间，我收拾好行李再走。”五天能有什么变化？只有叔弓大军步步逼近，准备大举进攻的信息。最终南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费邑，逃到了齐国。老祁、虑癸开城投降，历时三年的南蒯之乱终告结束。
齐景公有一次跟群臣喝酒，看到南蒯在场，便开玩笑地呼喝道：“叛徒！”
南蒯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叛徒，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加强公室的力量！”
大夫公孙晳站起来说：“身为季氏家臣而想着加强公室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齐景公听了默然不语。齐国和鲁国一样，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室的统治地位。身为卿大夫的家臣而替国君考虑问题，这究竟是忠，还是不忠呢？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子产的执政智慧（上）：外交无小事】
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是春秋后期的一大盛事，也是晋国霸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史载平丘之会：八月四日、五日阅兵，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七日盟誓，议程安排得很紧凑。
八月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实际上是七日盟誓的预备会。在这次预备会上，晋昭公发布了命令：在明日午时之前，各路诸侯必须抵达盟誓地点。
会后，郑国的子产命令负责安排国君住宿的外仆（官名，相当于今天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马上赶到会场，找个向阳的位置，为国君搭好帐篷。”
外仆不敢怠慢，指挥手下人收拾家当，装好车，正准备出发，遇到了子大叔。
子大叔说：“你们急急忙忙这是去哪儿呀？”
外仆说：“接到执政大人的命令，赶去明天盟誓的会场搭帐篷呢！”
子大叔说：“不是说明日午时前抵达就可以了吗？你们去那么早，也不怕别人笑话咱们太积极？”
外仆说：“可这是执政大人的命令。”
“执政大人管大事，小事我作主。你听我的没错，把东西先拉回去，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再去不迟。”子大叔说完，就踱着方步走开了。
傍晚时分，子产出来巡视营地，看见外仆和他的手下正在无所事事地吹牛，不觉大吃一惊：“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外仆将情况对子产作了汇报。
子产气得跺脚：“简直是胡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一刻也不许耽搁！”
子产平时说话温吞吞，不紧不慢，这样骂人就算是非常严厉的了。外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东西已经打包装车，大伙手忙脚乱地套好马车，急急忙忙赶到会场，一看就傻了眼。只见以盟誓的祭坛为中心，各路诸侯的帐篷已经铺得密密麻麻，别说向阳的宝地，连最差的位置都找不到了。
中国历史上，子产以“敏于事”而闻名，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子产确实是关注细节，且有先见之明。
八月七日诸侯盟誓。
盟誓就是歃血为盟。盟誓之前还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讨论各国向晋国纳贡的顺序和轻重。对于诸侯来说，宣誓效忠不是问题，交多少保护费给晋国才是关键。
子产代表郑国发言：“从前天子确定诸侯进贡的班次，贡品的轻重是根据地位来决定的。爵位尊贵，地广人多，要求的贡品就多。但也有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那是因为在甸服之内。郑伯，论爵位只是伯子男一等，不及各位公侯，却要承担和公侯一样的贡赋，实在是力不从心，请考虑减少郑国的贡赋。再说了，诸侯息兵罢战，目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不是为了让人奴役。可实际情况是，晋国派出去追收贡赋的使者无月不至，索取无度，小一点的国家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常常得罪晋国。诸侯重温誓词，共叙旧情，难道不是为了扶助弱小的国家吗？如果小国总是被过度索取，过不了多久就支撑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扶助弱小？休怪我话说得严重，郑国是存是亡，就取决于今天的会议了！”
说明一下：“服”即为天子服务。周朝的制度，王畿之内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内称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内称为宾服，再远称为要服，更远的地区称为荒服。畿内诸侯（甸服），受天子的直接领导，所封之地也是王室的直领地，因此不论贵贱，缴纳的贡赋都很重。另外，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期的习惯，公侯被列为一类，伯子男被列为一类，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以上”和“省部级以下”的划分。
子产的话说得清楚——该缴纳重赋的，要么是公侯，要么是畿内诸侯，郑国两边都挨不上，所以不该交纳重赋。
晋国人当然不会轻易松口，拿出各种理由来反驳子产。子产毫不示弱，一条一条回击。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时而动之以情，时而晓之以理，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笑里藏刀，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和各种奇谋技巧，从中午一直扯到太阳快下山，直扯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晋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再扯下去，天就黑了，盟誓都没法举行了，只好举手投降，子产稳如泰山地赢得了这场辩论拉力赛的胜利。
子产在台前拒理力争，子大叔在幕后却出了一身冷汗。子产下来后，他就责备道：“您今天也太厉害了！晋国人如果发动诸侯来讨伐我们，您能够为今天的事情而负责吗？”
子产看了子大叔一眼，心想，昨天的事不算小，我不找你算账便罢了，今天这么大的事你还犯糊涂！他忍住没发火，拍了拍子大叔的肩膀，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晋侯一挥手，就能动员四千乘兵车，的确是很可怕。但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的强大吓倒。您应该知道，现在晋国各大家族并立，政出多门，难以统一。每遇大事则纷争不断，国君根本插不上手，最终往往是苟且解决，您觉得它会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郑国吗？”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万一……”
子产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万一，我们代表国家说话，如果不据理力争，那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连我们都畏畏缩缩的话，国家还像个国家吗？”
子大叔不敢再说什么。
孔夫子评价子产在平丘之会上的表现时说：“这个人真是国家的基石啊！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就是那种安乐的君子。”又说：“团结诸侯，制止贪婪，礼也！”
事实证明，子产是正确的。
对于郑国在平丘之会上的强硬表现，晋国不但没有报复，反倒是于公元前526年派出以中军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