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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魏戊很着急，将大夫阎没、女宽找来说：“老头子以不爱贿赂而闻名于诸侯，如果接受梗阳人的这些女优，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请你们两位一定要说说他。”
阎没和女宽答应了。第二天退朝，两个人先跑到魏舒的院子里等候。魏舒回来看见他们，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等到饭菜摆上来，两个人三次叹气，欲言又止。魏舒看不下去了，说：“古人说得好，只有吃饭能够忘记忧愁，你们跟我吃饭，这样长吁短叹的，究竟是为哪般？”两人对魏舒说：“昨天晚上有人送了两瓶酒，我俩喝高了，因此没吃晚餐，今天早就饿晕了。刚刚饭菜摆上来，我们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到一半，又责备自己说，难道元帅请吃饭，还能不够吃？于是再次叹气。等到菜全上来，满满一桌子，我们还没吃，光看着都由衷地感到很满足，所以又有一叹。唯愿君子的心也像我们小人的肚子一样（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容易得到满足。”
魏舒脸一红，说：“我明白了。”命人将歌女全部退回。
后人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
同年十月，贾辛将前往其封地上任，临行前向魏舒告别。魏舒很高兴，给贾辛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叔向出访郑国，郑国大夫然明想看看叔向，但又怕自己长得丑吓坏了客人，便装作是收拾器皿的仆人，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当时叔向正准备喝酒，听到那句话，就把酒放下，说：“那肯定是然明！”下堂来拉住然明的手，将他请到堂上，说：“古时候有个贾大夫，长得奇丑无比，娶了个老婆，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苟言笑——整整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笑过一次。直到有一次，贾大夫带着老婆去打猎，射中了一只野鸡，他老婆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深有感触，说‘看来男人还是得有点本事，我如果不会射箭，你这一辈子就不说不笑了啊！’然明啊，你本来就貌不出众，再不说话，我就与你失之交臂了，能说不说害死人啊！”
魏舒讲完这个故事，对贾辛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对王室有功，我才保举你。现在要去上任了，那就快去吧，保持一颗诚敬的心，把工作做好，不要毁了你原来的功劳！”
孔夫子评价：“诗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魏老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他的后代必定兴旺发达。”
我以为，魏舒的话说得中肯，但这种慈父般的谆谆教导，无疑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13年冬天，魏舒派赵鞅、荀寅修筑汝城（今河南省境内），顺便收缴当地民间的铁器，得到铁四百八十斤。荀寅用这些铁铸造了一座刑鼎，鼎身上刻着当年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
自郑国的子产铸刑鼎以来，铸刑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首先还是人治与法治之争。保守者认为，晋国自古恪守先祖唐叔订立的法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现在放弃古法而铸刑鼎，老百姓以后只看刑鼎就行了，哪里还会尊重领导？长此以往，贵族何以成其为贵族？贵贱无序了，国家哪里还像个国家？
其次，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是弃置不用了的。刑法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还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举行“夷之蒐”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众所周知，“夷之蒐”是晋国众卿乱政的开始，“一蒐而三易中军帅”，国君完全被众卿摆布，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而且导致后来的赵、狐之争和一系列乱局。这样一部刑法，本身就为人诟病，怎么还能刻在刑鼎上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荀寅铸刑鼎，未请示魏舒。
据说，魏舒听说荀寅在铸刑鼎，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命令荀寅停工。但是荀寅置若罔闻，反而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还拉拢赵鞅跟他一起担责任。工程完工后，魏舒召集六卿开会，追讨责任，结果发现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乃是士鞅！
六卿之中，荀寅和士鞅狼狈为奸，赵鞅被荀寅利用，荀跞与荀寅同宗共祖，韩不信又与赵鞅世代相好，魏舒只能偃旗息鼓，铸刑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大夫史墨对此事评论：“范氏和中行氏快要灭亡了吧！荀寅不过是个上军副帅，却不遵从上令，擅自铸造刑鼎，胆子也太大了。范氏也难辞其咎，范宣子（士匄）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废除不用，现在又搬出来实行，这是自取灭亡。至于赵氏，不过是被利用了，如若能够吸取教训，加强品德修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
六卿之间互相角力，直接导致晋国国际地位下降。公元前512年六月，晋顷公去世，晋定公即位。八月，晋国为晋顷公举行葬礼。郑国派子大叔前往新田吊丧并送葬。
当时的礼节，送葬和吊丧是分开来的，送葬重于吊丧，送葬者的地位必须高于吊丧者，方能体现尊重。以晋、郑两国外交史为例，晋悼公死，公孙夏吊丧，子产送葬；晋平公死，子大叔吊丧，罕虎送葬。现在晋顷公死了，郑国仅仅派来一个子大叔，一人身兼两职，无疑是降低了规格。
魏舒很不舒服，命士景伯责问子大叔为什么会这样。
子大叔回答：“诸侯之所以臣服于晋侯，是因为晋国有礼。所谓礼，很简单，就是小国侍奉大国，恭顺听命；大国安抚小国，体恤周全。郑国居于大国之间，忠于职守，参与大国的守备，同呼吸共命运，怎么可能忘记吊丧送葬之礼？先王规定，诸侯的丧事，派士吊丧，大夫送葬，卿是不用出面的。然而晋国的丧事，郑国每次都派卿参与，不可谓不重视，但那也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这么做。如果条件不允许，比如国有战乱的时候，别说卿，就是士大夫也派不出来。当年王室办周灵王的丧事，我先君郑简公正好在楚国，只派了下卿印段前往，王室也没发表意见，这就是体恤我们这些小国的困难。现在您说，‘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规格办？’老兄啊，原来的规格也是有丰有俭，我们到底是从丰还是从俭呢？从丰，寡君刚刚即位两年（郑定公两年前去世，郑献公即位），年纪还小，您总不好要他亲自跑一趟吧？从俭，那我这个当国已经来了，规格也不算低了。您实在要责备我们，那就看着办吧！”
士景伯无言以对。
公元前510年秋天，周敬王派大夫富辛、石张访问晋国，提出一个要求：自从王子朝叛乱，雒邑便变得破败不堪，王室只好搬到成周。但是成周地方狭小，城墙也不高，想请晋国号召诸侯帮助扩建成周并加高城墙。
所谓霸业，不外尊王攘夷。魏舒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晋国声望的机会，更是一个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毕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不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软弱无能的名声。
于是同年十一月，魏舒、韩不信召集诸侯大夫在狄泉会盟，讨论修建成周的事情。指派士景伯为总设计师，负责计算城池的长、宽、高、深，测算所需的土方，进行建筑物资的比选，安排人工使用计划，确定后勤保障方案。士景伯将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分配给各国的任务也很明确。韩不信则负责监督，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事是好事，工作也安排得很到位，但是魏舒也许太急于确立自己的威信，在狄泉之会上做了一件傻事：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坐北朝南的位置。
谁都知道，坐北朝南，那是天子的位置，连晋侯都不敢这么坐。当时卫国大夫彪徯（xī）就说：“魏老先生恐怕不能长久了。”
更离谱的是，魏舒将工程全权交给韩不信之后，自己就带着人马跑到大陆（地名，今河南省境内）去打猎。结果在回来的路上，突然疾病发作，死于宁城（今河南省获嘉县境内）。
晋国本来就影响力下降，魏舒这一死，参与筑城的诸侯可就有想法了。宋国的大夫仲几公然拒绝士景伯给他安排的任务，推给滕、薛、小邾几个小国去做。那几个小国当然不乐意，要士景伯给个公道。士景伯想和稀泥，对仲几说：“现在大家都齐心协力为天子筑城，请您顾全大局，先接受任务。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仲几毫不买账，坚决不接受任务。士景伯毛了，晋国虽然问题多多，要对付你宋国，那还是绰绰有余！韩不信也很恼火，下令将仲几抓起来，关在雒邑的地牢里。
其实比仲几做得更过分的是齐国的高张。公元前509年三月，成周的修建工作完成，诸侯大夫都准备打道回国了，高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