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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
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
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
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
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 much”一般令人扫兴。
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
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
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
“简单，杀了他。”
“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
“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
“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
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
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
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
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
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
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
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
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
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
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
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
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
【异姓势力的威胁】
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
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
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