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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有一种侥幸心理，总想赢钱，又有冒险心理，希望下大注，发大财，在“拼得自己赢得他人”的思想支配下，不惜用房屋、田产以及妻女做赌注（王有光《吴下谚联》）。这自然往往不能如愿，多数赌徒会倾家荡产，有的还会家破人亡。
1847年陕西泾阳人马书新嗜赌如命，把家产输光，妻子李氏冬天只能睡在草垫上，其兄可怜她，给了一床被子，马却要拿去做赌本，李氏不给，马竟狠心将她杀死。这类事例，在刑事案件中屡见不鲜。浙江海盐乡民到城里卖丝，无赖设赌局诱引他们博戏，致使他们输得精光，回家后衣食无着，妻子吵闹，有的投水自杀。赌博还引起妓业的发展，妓女陪伴赌徒，指点参谋，拿筹码以至代客作赌，所谓“饭博樗蒲，妓家所，古人每藉以作狭邪之游”。道光时花会一开，“流娼土妓，游民棍徒蜂拥蚁聚”。赌徒多是游手好闲的人，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盗贼和其他组织成员。
清朝政府有禁赌的法令，道光朝亦在执行，但是不起什么作用。1848年慈溪令段光清查拿花会，浙抚吴文熔对他说，我在山东做知县时禁赌，但赌徒“如肥田恶草，无时无之，我等遇则除之而已，然而不能净也”。段光清赞成他的话，说“自今观之，真阅历之言也”（《镜湖自撰年谱》）。表明官方承认赌博禁不了，下力气禁赌的官员，不过是尽心而已。所以道光朝赌博成风，涉及的人群广泛，严重影响民众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宴戏无度
酣歌宴舞，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是历久相沿的事情。道光朝距离康乾盛世不远，经济也在发展，人们还沉浸在享受升平之乐的习惯中。但是政治上出现鸦片战争的亘古未有的惨败，民变蜂起，结社遍全国，统治者和富人本应深省，治理危局，化奢靡为俭朴。可是不然，大多数人醉生梦死，征歌逐舞，欢宴无度。官场宴戏之风大发展，民间也不逊色。
官宴，和官僚贪污一样，有陋规为依据，业已规范化了。陕西政府对过往官客的应酬，由粮道承办。每次来上等宾客，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备燕窝烧烤各菜，中席亦有鱼翅海参、白鳝、鹿尾等难得的食物，也要设法购买应用，宴中要传戏两班。副都统、总兵一类过客，不举行宴会，但要送酒肴。这样粮道衙门，“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粮道要宴请西安将军、副都统、巡抚、藩台、臬台和首府、首县以及到省城的外道、府、县官。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客，粮道要邀请藩、臬、盐道聚餐一次（《道咸宦海见闻录》）。河工钱粮多，官员得贪赃，有钱挥霍，“骄奢淫佚，乃遂着称于道光时”，每次宴客，杀猪只吃里脊肉，宰鹅单吃掌，杀驼仅吃峰，吃一样豆腐，有几十种做法，要提前到各地购选佐料，算上工钱，没有几百两银子吃不成。一个宴席，要吃上三天三夜，菜还没有上尽，人熬不住了，只得散席。官员如此，民间也不示弱，江南人、老技师玉琵琶，每开宴会，盘中之物，水陆备陈，有的在千里之外购来，助兴的演奏皆由名伶担任（《清稗类钞·豪奢类》）。宴会多，规模大，规格也比前代提高。康熙时，北京宴席用滦鲫、黄羊侍郎王士禛已经认为是奢靡了，道光时席尚填鸭、镇江肉翅、黑龙江鳇鱼脆骨，在京任职的姚元之因而感叹地说“踵事增华，亦可惧也”
宴和戏联在一起，富贵者在饕餮之时，还要用歌舞来助兴，前已说明宴会中有戏班演出，可谓无戏不开席。人们请客，有时在戏园中进行，边吃边看。戏园兼营饭馆，早在康熙末年就是如此，所以北京查家楼戏园，又称作“酒园”（戴璐《藤荫杂记》）。咸丰帝在道光帝国丧即将解除时说，道光时京城戏园，“宴会馆馔，日侈一日”（《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可知吃饭、看戏在戏园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苏州民间也是如此，居民要请客，“皆入戏园”，“击牲烹鲜，宾朋满座”，这样待客既体面，又方便（顾禄《清嘉录》）。作这种享受的商人很多，所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数万人”（《履园丛话》）。可见宴戏在苏州是一种社会风气，涉及的人员众多。
人们大肆宴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陕西粮道，即主持送往迎来之事的张集馨说了两条：一是“以联友谊”，请客是人们社交的重要手段，官场上互相提携，商业中开展交易；二是宴席不讲究，将被视为“悭吝”，这是讲排场作风的要求，惟其如此，才显出主客双方身份高贵，手面阔绰。就是这样两个缘故，决定宴请风习只会发展，不会削弱。
综上所述，鸦片、赌博、宴戏，是旧习和新风结合在一起，形成严重的社会病。鸦片烟虽在嘉庆前有人吸食，但到道光朝才化为社会风气，而这种吸毒，为正常社会所不容，有理智的人所不耻；赌博是相沿积习，但花会在闽、粤、浙、鲁、直、奉广大地区发展，使其更具有普遍性，成为一些人的职业和社会风尚，是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民衣食艰难的表现；宴戏也是积弊，其规格在高，表明奢侈之风在发展。烟赌倡宴的实践者，第一位是官吏，他们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其次是商人，下层劳动者、游民亦不乏其人，上上下下各阶层人士都有，具有全社会性，形成风气。
打麻将
社会病是社会制度、政府政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产物。一旦社会病繁多，态势严峻，就表明社会制度与政策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制度和政策就亟须进行变革。道光朝的社会病所以不能解决，是因社会制度不能变化，政府又没有像样的改变政策，只好任其发展下去了。
社会病是社会状况的测量器，治之得对症下药，同时它还有顽固性，像赌、倡、宴泛滥的社会病，历史上反复出现。一个时期好一些，一个时期又严重了。所以治疗社会病不用狠剂不行，不做大的社会变革是达不到效果的。
第7节 17世纪满洲人的命名
取名是一种文化现象，表现人们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其各不相同的命名习惯，反映着民族文化特征。17世纪的中国满洲人，从居住于东北一隅，到稳固地统治全中国，民族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族人的起名也同时产生变异。
人们的名字是在初生或童稚时期，由家长起定，所选择的文字，蕴含了家长的期望。17世纪满人为子孙起的名字有多种含义，兹缕列于次。
以动物命名
贝勒杜度（Dudu，1597～1624），名字意思是斑雀；镇
国公哈尔萨（Harsa，1605～1651），名字字义是蜜鼠；摄政
王多尔衮（Dorgon，1612～1650），名字意思是獾。
这些是直接以动物命名。还有以动物体中的一个部位起名的，如
贝子博和托（Bohoto，1610～1648），名意是驼峰。
以属相命名
中国古人以12个动物配十二地支，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每年一个属相，共十二属，循环使用。17世纪满人有用属相取名的习惯，如辅国公固尔玛浑（Gulmahun，1615～1681），名字意思是兔子，但固尔玛浑这个名字的得来并非崇拜动物，而是来自属相，他出生的1615年是兔年。17世纪有两个满人叫尼满（Niman），一个是子爵，另一位是战死疆场的前锋官，名字的意思是山羊，因为他们是属羊的。
以矿物命名
三等公诺敏（Nomin，1682年袭爵），名字意义是铅矿石。
以山河命名
男爵噶尔汉（Gargan，1657年袭爵），名字是河汊子的意思。
以用物命名
人们的用物品类繁多，被满人用以为子孙起名的不少，如：
亲王博洛（Boro，1613～1652），名字的本意是凉帽。
贝勒阿敏（Amin，1586～1640），名字字义是后鞍桥。
内大臣鄂硕（Oo，？～1657），取名的原意是“驾鹰的三指皮巴掌”。
额驸苏纳（Suna，17世纪上半叶），名字本意是“牵狗的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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