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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
士与民同心，多有爱民意。
分以赈民事，庶不谋其利。
吴兴水灾后，粥良不易。
日聚数万人，煮糜以为食。
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
与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赐。（《清诗铎》卷十六）
浙西士民参与赈济的记录很多，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十八年，桐乡旱涝相继，开当铺的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雍正四年（1726）又遇水灾，他首倡赈济，“以食饥民”（《清稗类钞·廉俭类》）。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交，嘉兴、湖州大雨，水深没膝，稻禾淹没，米价上涨，穷人无法生活。到了次年春天，桐乡马国棠罄其仓廪，捐谷1。07万石赈济县人，据说救活7万余人。清政府以他乐善好施，赐给四品职衔（姚清华《石门马氏蠲粟赈饥纪事》，见《清诗铎》卷二十二）。
粥厂的实行办法
叙述了这些事例，不妨对清代粥厂的实行方法作一点归纳：
厘户法。根据民户财产状况，确定其户别，以便在赈灾中做到区别对待，也即明确赈济对象。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惠士奇设想，依贫富情况将人户分为五等：甲等人家要捐助粮银，进行救助；乙等户要平价出卖粮食，以便政府平粜；丙等户自给；丁等户购买平价粮；戊等户接受散米、施粥的赈济（《荒政》，见《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在实践上自然不会像惠氏这类学者所设计的那样，如果这样无异于强迫甲、乙等户捐粮、卖粮，当然行不通。在灾年，政府在实行救荒政策之始，登记贫困户，并把他们区划为次贫、极贫，以便放赈时有所区别。这种登记叫做赈籍，胥吏在上名册时，需索钱财，否则虽是极贫，也不能列入赈籍。王嘉福在《粥厂谣》所咏的“昨朝里正点村屋，老翁无钱名不录”，就是这种情形（《清诗铎》卷十六）。在登记时还要区分大口、小口，一般来说，10岁以下为小口，散米时按成年人减量发给，而打粥则没有什么不同。
拨帑与捐输。赈籍所需银米，先是官拨，如前述顺天府赈灾事例所显示，政府拨给粮米和银钱；再就是官捐，各级官员捐俸，作出示范，以便劝民捐输；另外有绅民捐献，地域性灾害的赈济，民捐最多，也最起作用。前述马国棠式的人物还有一些，不过捐粮数量不一定有他那么多，比如雍正时福建漳泉大饥，仙游太学生徐方宝赈米8千余石，并主持赈务，积劳而亡（《郎潜纪闻初笔》卷九）。在地方史志里这类记载屡见不鲜，不必缕叙。民捐出自自愿的虽大有人在，但也有一定的强制性，所谓“有司谋设厂，粥米按户索。上不遗荐绅，士庶均见迫”（周正《散粥行》，见《清诗铎》卷十六）。总的说来，赈物来自政府、官绅和民间三个方面，大灾政府要出钱，小范围的灾情则是民间的事情了。
分赈法。就是多设粥厂，以便利饥民打粥。江苏常熟人蒋伊于康熙十年（1671）在家乡赈荒，在乡村设置三厂，城里则设两个。实行的结果，是设在乡村的救活人多而费用少，而在城里的费用大，活人少，效果大不一样。因此他总结出分散粥厂的经验，于康熙十八年写出《敬陈分赈之法疏》，建议分县分乡赈济，而不搞大建制的粥厂。他说：
务令县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郡；乡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城；人各为赈，而不可委之于吏。（《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
分散设厂，是为了饥民能够就近领粥，避免奔波，死于沟壑。嘉庆间，金匮县令齐彦怀实行图赈法（图，相当于现代的行政村），在城乡设立粥厂十余处，将本乡人的捐献物资用于本乡的饥民，这样人们也乐于捐输，本乡人就近打粥，得到实惠。齐氏为此写出《图赈法》一文，以事宣传（《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分赈法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普遍这么做。如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制订的《赈纪十五条》规定：
赈定例，州县本城设厂，四乡各于适中处所设厂，……地方官宜勿拘成例，勿惜小费，更多设一二厂，以便贫民。
景州就设置七个厂（《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厂地所选择的处所，多是建筑较多、场地广阔的公共场所，诸如寺院、道观、教场。中国最早的救济机构就出现在寺院，唐代的福田院就是收养贫病无告的人的，所以在寺院设立粥厂有传统，也有经验。再说寺院斋僧，锅灶齐全，像北京雍和宫的大锅能煮几石米，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号牌法。是打粥的具体办法，规定如何领票，如何凭票打粥，何时、何地打粥，如何遵守纪律。如徐文弼的方法，是把一个粥厂分为四部分，用栅栏隔开，每一处又分成若乾行，每行前面放置条桌，以便置放盆碗；每一部分有一个颜色的旗帜，打粥人固定区位，持有与区位相同颜色的筹码，到时凭筹去指定方位打粥。如此把人分散开来，不致拥挤，排队到桌前，器皿放到桌上，打得既快又均匀（《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当然，这是理想的方法，实际上难于做到。
打粥的惨状与官贪吏蚀
打粥人的状况就如同要饭花子，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走进这个行列，其悲惨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嘉庆中在江南做知县的陈文述在《粥厂》诗里描绘饥民打粥路上的情景：
疲癃纷扶藜，孀雏远负襁。
伶俜走鸠鹄，蹲躅聚夔魍。（《清诗铎》卷十六）
老幼病残手持藜杖，孀妇背负婴儿，饿得移不动脚步，说不定走着走着就倒下来，成为在头顶上盘旋的恶鹰的食物。至于打粥时的惨况，曾在江苏做过县令的谢元淮有着真切的同情的歌咏，不妨将其《官粥谣》转录于下：
东舍挈男西携女，齐领官粥向官府。
日高十丈官未来，粥香扑鼻肠鸣苦。
忽闻笼街呵殿高，万目睽睽万口嚣。
一吏执旗厂前招，男东女西分其曹。
授以粥签挥之去，去向官棚施粥处。
投签受粥行勿迟，迟迟便遭官长怒。
虯髯老吏拦门前，手秉长勺色如瞋。
……官厂已收催还家。
片席为庐蔽霜雪，严寒只有风难遮。
道逢老叟吞声哭，穷老病足行不速。
口不能言唯指腹，三日未得食官粥。（《清诗铎》卷十六）
饥民等待打粥之时，主官之迟到，饥民之企盼；待到领粥之时，胥吏之豪横，饥民之怯弱；在回归路上，见向隅之老病同类，内心何其凄惨。这首诗如同一幅图画，映入我们的脑海。如果因打粥而能够维持生命，就是三生有幸了，须知许多人死在打粥路上，甚至于等不到打粥的机会就离开人世。康雍时湖广总督杨景仁在《筹济篇·煮赈》中说，施赈之时，“活者二三，而死者十六七”（《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可见死亡率之高。有幸领到稀粥而生存下来的人，大多数内心麻木了，以领粥为眼前生活的目标。但是也有一些人心理上不能接受现实，感到特别的痛苦，这主要是穷苦读书人和少数妇女。黄懋在《施粥不如散米说》文中讲，打粥时，“以少年妇女，出头露面，有志者羞愧饮泣，愚痴者习成无耻”；厂役们还对妇女评头论足，无赖之徒“调戏挨挤”，以至于造成人命案（《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清初名士尤侗在《散米谣》中写道：
可怜良家子，乃与乞丐伍。
性命且不保，廉耻何足语。（《清诗铎》卷十六）
打粥以延生命，实在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是饥饿难熬，多少人能拒绝这种“嗟来之食”呢！灾害赈济，历来是赃官污吏聚财的好机会。他们的手段，就是蒋伊所说的：“报名有费”，“廪给有扣”。不给钱不让上赈籍，这就是报名有费；粥厂之粥，搀和泥土树皮，留下好米，是乃廪给有扣。康熙时举人郑世元有规劝官吏不要发灾荒财的诗，他咏叹道：
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
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
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官赈谣》，见《清诗铎》卷十六）
乾隆朝诗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当中四句，是历代通病，无可奈何的事情。也就是说官吏在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