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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好事。以此惹怒官府，严行缉拿，幸遇道人救助，重上终南山躲避一年。下山来，适值嘉庆初元，白莲教四处起兵，罗氏改变对清朝态度，决心“出力报效，以扬名天下”，遂往教军最多的四川。他的族人罗崇等业已组织团练与教军对垒，他入伙教练团丁拳棒。白莲教王三槐部来攻，罗氏前往侦察，假言敌少，骗得众人一鼓作气，打了胜仗。但是大家说他冒险，不愿和他合伙，而罗崇等冒功，得顶戴之赏，经人说明原委，罗氏被收为乡勇。适有王三槐
一部驻扎东乡的丰城，当地人出赏银5000两以拔除该部。罗氏这时不想要钱，而要出名，遂约能“飞檐走壁”的同伙三十余人，携带火药潜入敌营。他人皆胆怯退去，他乃只身焚烧敌军营盘，获得大胜。又有人冒功，迨后被总督英善查知，罗氏被赏予七品顶戴，从此声名在四川全境传播。罗氏此后的事迹，在其自订年谱里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如若这里不厌其烦地转述，则太费篇幅，还是以从略为好。总之，他转战四川、陕西、湖南，屡立大功。先后任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赏戴双眼花翎，给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他就这样在年谱里写自家的经历，对青少年时代的不光彩行为，毫不掩饰，和盘托了出来，实乃奇特之人。
麟庆纂着图文相间的年谱
一般的年谱都是用文字叙述的，另有以表格形式表达的，还有图画形式的，这就是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麟庆，满洲旗人，官至南河总督，署两江总督。在河工十余年，着有劳绩，因道光二十二年（1842）河决成灾，罢官回京，数年后亡故。
他平日就注意保留自身的资料，将经历的事情，特别欣赏的山水名胜，请人一一绘制成图，自己写出说明，并及时把文字部分印制出来。晚年家居，更是怡情园林生活，继续绘图配文，几乎把它当作事业来进行。他如此郑重其事，是把它当作自家年谱编制的。他对儿子崇实、崇厚说：“此即我之年谱，而别创一格。”言下颇以此自负。他死后，崇实将此书的图文全部印出（含有240幅图画和记文，今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本），传到宫中，为咸丰帝所见。崇实因之奏称，这是其父“感激君恩祖德，每于所难忘情处，手自为记，即画一图”而成（《惕庵年谱》）。前文对罗思举年谱，是转述谱主青少年的经历，这里相反，只说明麟庆在“图记”中所描绘的晚年生活，不妨从他罢官时开始。《鸿雪因缘图记》的《卸肩集句》，画面是花烛大堂内，有一抱琴少妇，院子里一老年男子向喜堂迈去。原来这是麟庆于道光二十二年，即卸任这一年，因鳏居多年，至此接受子女的建议与安排，纳姬成亲，当晚“集古人诗为卸肩四截句”，此图、文反映他的晚年婚姻史。这一年他被撤职，但“加恩免其枷号发遣”，获罪之懮，却变成卸肩之喜，故在《竹舫息影》图文中说：“无责于身，无懮于心，此境正不易得也。”接着离开任所返京，路经清江浦，士民为他写送行诗205首，官绅赠诗184首，绘图38幅，题名《袁浦留帆》，他亦以此为题作图和文。一般地方官离境的情形是绅民送万民伞，他不是父母官，则得了如许诗画。到京，过金鳌玉桥回家，作七律一首，有句云“而今幸作闲鸥鹭，沐浴恩波许到家”，庆幸朝廷开恩，没有往深治罪，得以平安回府。
麟庆祖茔在东直门外酒仙桥，外任十年不得祭扫，回京后即往该处祭奠，此为《仙桥敷土》图文之由来。麟庆家居半亩园，据说原为明清之际的李渔（笠翁）的匠心之作，麟庆父子又寻觅佳石，筑成拜石亭，并题联云：
湖上笠翁，端推妙手；
江头米老，应是知音。
此为表达其日常生活情趣。园内有藏书轩，收有康熙帝赐给其祖上的初刻本《佩文韵府》，麟庆率领二子整理图书，教训儿子“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区区抱经心，慎守休矜夸”，强调读书传家。秋天游西山大觉寺，卧听泉水淙淙，安然入睡，因“思十余年来，值伏、秋汛，每闻水声，心怦怦动，安得如今日听水酣卧耶！寺名大觉，吾觉矣”。此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得享林下之乐。
《图记》最后一帧画题名《焕文写像》。焕文为贺世魁，内廷如意馆画师，为道光帝及皇太后绘像，画《平定回疆战图》暨《献俘图》，名声倾动中外，人们以得其画为幸。贺氏为麟庆画珥貂佩剑像，作为全书的首幅。为此书作画最多的陈鉴（朗齐）则将贺世魁为麟庆绘像的场面摹绘成图，作为全书最后一幅画面。至此，麟庆为全书作了总结，并写出参与绘画人的履历。用图画表现人物一生的行踪经历，很新鲜，也很生动，大约是历史上的首创。麟庆罢职至辞世，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上面所介绍的几个生活片段，基本上反映他的晚年经历和写作图文相间年谱的历史。
年谱的价值
今人阅读年谱，可以了解谱主个人的历史及谱主生活的社会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过年谱还有一种社会价值，似乎不应当忽视，这就是开发读者的智力。无论年谱的谱主是什么类型的人，认真地阅读其谱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有的人猥琐怯弱，成就甚微；有的人修身养性，反省不辍；有的人能够急流勇退，另一些人迷途而不知返……如此等等。读者倘若细细思考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抑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第三部 帝王趣话
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
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一位性喜游猎的君主，可是人们知道他巡幸、行围（打猎）甚多，而从不把他同游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游猎”在早先是贬义词，如若将这个词加到他的身上，似乎有辱了他。在清代的官书中，如《清圣祖实录》，对于康熙帝的出行，南巡则谓之察视黄河、淮河工程，北狩是为武备不懈，维持国家根本。今日的评论者，除了这些颂词，别加现代化的语言，诸如，誉之为联络蒙古王公和江南士大夫之类。这些论述笔者尚不以为有多大误失，只是遮盖了康熙帝喜好渔猎的性格，并没有将他出行的目的全部说清楚。笔者于1993年出席“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文见《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认为《图咏》一书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提出他喜好游猎的性格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说明，以便了解他的渔猎生活，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个性并非本文所特别关心的事情。
康熙帝南巡至浙江、江苏，西幸山西、陕西、宁夏，东北至吉林、辽宁，北行于塞外，经常打猎的地区是秋猕所至的河北承德、张家口所属地，渔猎的京畿白洋淀。康熙中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秋猕，而去白洋淀不下15次，至于京城的南苑行围更是常事。康熙帝晚年，身体欠佳，常常犯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游猎兴致和实践，仅以他崩逝前一年的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下旬至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年而言，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至卷三○○的记录，他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苑行围，腊月二十一日离去，此行为期整一个月。这是为回宫过年，因此新正过后，即于六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起巡幸畿甸，至雄县、霸州、文安，过白沟河，驻跸白洋淀渔村段村、赵北口，历时一个月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常驻的畅春园。一个多月以后，四月十三日开始塞外之行，经过怀柔、喀喇和屯（滦平），于二十七日到达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用时半个月，可谓缓缓而行，可能是边走边猎。至此在山庄驻下，历经五、六、七月，于八月初四日启程，往围场打猎，途经博洛和屯、隆化张三营等地，九月初二日回到行宫，次日发布上谕，讲他行围的必要，说以前议政大臣上奏，认为皇帝“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有所不当，康熙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
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