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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来说，就是工业革命所生产的大量钢铁，只有那些“筋骨强壮”的真家伙才能主宰战争的胜负。至于那些能扇动两下翅膀的由帆布和木头造成的玩意儿，如果有谁说这种东西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那么这个观点荒唐得就好像说麻雀也能够威胁到一座城堡的安危一样。现实中的人们只相信战舰和大炮。
但是比利对此比谁都更清楚更明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美国，以空前热情到处宣扬他的先见之明——飞机将在未来战事中占主导地位。当时，米切尔是一位军功显赫的将军，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勋章。他预见了未来的情况，并认为当前的每个人都应转变他们的战略思想。比利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说得空中战斗将会成为真理。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五角大楼，也没有国防部长。美国当时的防御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有一名陆军部长和一名海军部长。这样的安排足以反映出当时对战事的两维思考模式。这两维就是指陆地和海上，没有重叠，互不干涉。于是，比利想彻底改革美国的国防体系。他在演讲中说，美国首先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空军部，这个空军部应该和陆军部、海军部平起平坐。而且这三个部门都应受到国防部的统一指挥。
从历史角度来看比利的这一建议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正预见了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可在比利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想法无疑被视为是歪理邪说。他认为，“正如今天的我们在陆地和海上作战一样，明天，我们将书写空中之役。”但是人们认为比利像所有的预言者一样对现状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到了某些集团的切实利益。
毕竟，人们当时的头脑里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指由海军战舰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战舰是经几百年的战争演变而来的产物，这个漂流在海上的庞然大物从工业革命中汲取了足够力量。美国军械库中最昂贵的武器就得数那些先进的战舰了，政府无论从财政、生产，还是政治上都对建造战舰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才确保了其在战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那个能言善辩、勇敢乐观的比利对所有人讲道，飞机的出现将会使那些战舰变成一堆没用的废钢铁。他说，国家用来制造一艘战舰的成本可以买到好多架飞机，而这些飞机就能把那些靠近美国海岸的愚蠢舰队炸沉。如果美国掌握了制空权，那么，世界上将没有哪个国家还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比利的观点的对传统主义者来说是歪门邪说，这一点在情理之中。米切尔凭借他说服别人的本事使得自己的追随者数量不断增加。可他同时也是美国军队里的军官，也要服从纪律。他的上司命令他要偃旗息鼓，但比利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他不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宣传他对未来战争的预测。他把自己的预见讲给美国人听，因为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只有通过公众的压力或是战争中的灾难才能迫使军队对其体制做出调整。”后来，他还说服了海军公开验证他的这一想法。
美国在一次大战中俘获了一艘巨大的德国战舰——“东弗里斯兰”号，那些守旧的海军上将当时认为，这艘战舰就像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那么难打。它在一次大战时的日德兰半岛战役中撞上了水雷，尽管损坏非常严重，但后来还是安全靠港了。正如一位军官在《华盛顿之星》上所说的那样：“那真是一艘绝妙的战舰，结实的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沉没。它有四层外壳的保护足以使它免受鱼雷、水雷以及其他炮弹的伤害。它的船身上还有许多隔断将其分成许多密闭水舱，这样一来，就算在战争中被炸出几个窟窿，它也依然能够坚持到完成任务。”
1921年7月21日，这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大西洋的一艘观察船上等着观看将要上演的一出好戏。他们当中包括约300名显要人物，其中有“内阁官员、参议员及众议员，外国的陆军武官、航空和海军专家，还有50多名新闻工作者”。他们都等着见证米切尔那套愚蠢的“第三维”理论的失败，并且对于米切尔的失败深信不疑。前海军部部长乔·丹尼尔公开声明：要是比利真的能从空中把船炸沉，那么他本人愿意成为他的轰炸目标，他可以光着脑袋站在任何一艘船上等着比利来轰炸。就在那次轰炸演习前夕，《纽约时报》报道说：“海军军官们都固执地认为，那些飞行员永远都无法将‘东弗里斯兰’号炸沉，”后来，一位在演习现场的海军军官说道：“米切尔受到了海军部长和其他海军军官的奚落和取笑。”
当观察船准备就绪，比利便命令一队老式轰炸机同他一起从海岸起飞，当时，每架飞机上都装载了不到两千磅的炸药。米切尔驾驶着飞机悠闲地开往目标，他并不需要把速度加到极限，只是以每小时98英里的速度飞行着。为了充分展示空军的力量，比利命令他的飞行员不要直接对战舰实行正面轰炸，而要把炸弹投向那艘巨大战舰的两侧，最好离船身还有那么一点距离的地方。这样一来，就能创造出一个“水榔头”来把这艘“永远不会沉没的战舰”击垮。中午12时40分整，也就是试验开始后的20分钟，“东弗里斯兰”号便从水面上消失了。一位目击者后来写道：“开始时还在昂首观看的海军军官们顿时都低下了头，看着那艘巨大无比的战舰转眼间被炸得支离破碎，他们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面对这番景象，那些在海军中征战多年的军官们都禁不住哭出声来，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拿着手绢掩面而泣。”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比利在大西洋上所取得的那次成功使他成了民族英雄，这次证明空中力量重要性的演示很快成了众多报纸的头版头条。《纽约时报》报道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制空权，那么海上的舰队将不再有什么安全可言。如今，只掌握制海权还不够，有效地控制空中力量非常必要。观看这次轰炸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仅凭少量的攻击武器就能够对海上霸主产生如此之大的杀伤力，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显然，在所有目睹那次演习的人们看来，米切尔和他的飞行员们创造了历史。”
“东弗里斯兰”号被击沉后的第八天，比利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他用讽刺性的语言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应有的支配地位。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以显著的黑体字告诉读者，美国目前的陆军和海军根本无法防御前来攻击的空军。比利为了把问题讲得更为清楚透彻，他让几名飞行员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上空盘旋了几周，以进一步显示空中的实力。这样一来，海军在国家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退居到第二的位置了。
“东弗里斯兰”号被炸沉的两周后，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波拉哈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弗吉尼亚海湾的试验”证明了美国如果“有足够的飞机和潜艇的保护就会非常安全，不会受到攻击”。他还对美国“花了2。4亿美元建造6艘大型战舰的决策提出了质疑”。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威廉·金宣布了“那次演习证明了战舰的脆弱性”，他还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把提议建造三艘巡洋舰——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和星群号的资金改为建造航空母舰。裁军在那个时代的呼声很高，但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观察者已经得出结论：在比利的空军上投入一些美元并不失为一个谨慎的好主意。
海军学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舰合同现在已是危如累卵。学院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开始进行反击。陆军和海军的高层领导以一次大战时伟大的民族英雄约翰·珀欣将军的名义提交了一篇报告，报告在结论中说道“战舰仍然是美国舰队的核心；它还是国家海防的坚固堡垒。”对此，米切尔也冒失地写了一份报告来回应。他在报告中说，如果他能动员到所有的飞机，那么它们就能把整个大西洋舰队消灭，令其片甲不留。尽管当时的公众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事实上他的地位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动摇了。
比利在1923年10月11日那天结婚了，他的上司借此机会用轮船把他送到夏威夷、菲律宾、中国、印度和日本度“蜜月”，他们希望比利对空中威力的狂热在此期间能够降降温。可当比利几个月回来之后，他甚至开始花更大的力气来呼吁建设空军力量，同时还呼吁对三军力量进行统一指挥。他对国会说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