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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的专家后来承认，日本最终投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因为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而主要是因为B—29投下的那些凝固汽油弹。当然，汽油弹烧死的日本平民人数比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1945年2月至3月的30天是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个月，整个二次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在这段时间里达到了最高点。父岛上的大多数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月的恶战中牺牲的。如果你看一下太平洋战争四年中伤亡人数图表，就会发现那条曲线在硫黄岛战役及飞行员轰炸日本本土之后陡然上扬。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那场战争中杀害的日本平民人数比消灭的日本士兵人数还要多。这时，战争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日本在这段时间里死伤无数，家人刚刚在城市的烈火中被烧死，年轻的神风敢死队员就驾着飞机冲向美军的舰队与之同归于尽。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最惨痛的战役，虽然他们因为这个月的战斗而被赋予传奇色彩和无数荣誉，但实际上他们所进行的却是一段勇猛且残酷的大屠杀。
美国的军方顾问向来以逻辑思维缜密、讲求战略战术著称。他们在1945年2月前就已得出日本战败的结论。但是，日本帝国不愿投降。美国人断定，日本人在无望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阵脚大乱”。然而日本人打起仗来根本没有逻辑可言。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生存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积淀出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日本人始终相信，“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一定能把在家门口儿撒野的外国人打跑。他们坚持战斗，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失败。
美国人将那些了不起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视为英雄，日本人却对那些在天空中为非作歹的家伙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飞行员把凝固汽油弹投向住在木屋里的无辜平民，这么没人性的东西同魔鬼没什么两样。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故事，所以它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故事。然而，它却不是一个讲述失败的故事。我费尽周折找到那八位飞行员的兄弟姐妹、女朋友，以及那些曾和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喝酒的军中伙伴。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照片、信件、勋章。我还翻阅了他们的学校年鉴、军中飞行日志以及通讯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弄清楚他们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那6000页审讯记录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上百次采访。
这些飞行员的家人和朋友们只能告诉我这么多信息。他们在家乡的老友和亲戚给我讲述他们在少年时期的故事以及他们入伍时的情景。他们军中的战友回想起从训练营直至他们牺牲前的经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亲人或密友和他们一起在太平洋上打过仗，所以也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八个人在父岛的下落。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漆黑的深渊，是一个难解的谜。
在日本，有些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我见过一位日本老兵，他知道那些飞行员被俘虏的事实。他向我讲述了日本人是怎么对待他们、怎么审讯他们的，他还告诉我那八个中有几个人被俘后还在岛上活了几个星期。我还见过几个曾经和他们开玩笑的日本老兵，还有的人当时就和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后来斗胆去了一趟父岛。父岛位于东京正南方的一列岛屿上，日本人把这些岛屿称作小笠原群岛。在以英语标注的地图上，这列群岛叫做“博宁”岛。“博宁”这个名字是一位绘制地图的法国人在制图时把日语里一个旧词“慕宁（无人）”搞错了，结果后来“博宁”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慕宁”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没有人”。这些岛屿上没有人居住。因此就取了名字叫“无人”。这样一来，“博宁”被翻译成英语后，大概意思就是“无人岛。”
我在无人岛上茂密的丛林中辟出道路，去寻找那些飞行员们生命中最后时光的影子。我和几名日本老兵站在悬崖边上，他们指给我看当年他们看到跳伞飞行员的方位。我走在那些飞行员们曾经走过的土地上。有几位目击者向我讲述了很多当年的情况。还有一些人拒绝向我透露任何情况，而这本身也说明问题。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发生在那八位飞行员身上的事实。他们分别是迪克、马弗、格伦、格雷迪、吉米、弗洛伊德、华伦·厄尔，还有那位不知姓名的飞行员。我了解到了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
为了弄清楚他们故事发生的原因，我就不得不开始另一段旅程。那是沿着时光隧道追溯历史的过程，退回到149年前，回到另一个世纪。我们一起回去看看第一位美国军人踏上无人岛时的情景。
第二章 文明
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
——福泽谕吉，引自《日本：一部现代史》
美国最初只是由靠近东海岸的13块殖民地组成，而到了19世纪，它的国土面积便不断从东海岸扩张到了西海岸，形成了巨大的版图。这是政府的种族清洗政策带来的结果。美国的人类生物学家梅尔文·格尔莫后来评论道：“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并非真的想和当地人交朋友，也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物种丰富，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早已熟知的动植物来取代了这里存在的一切。”
亚历克斯·托克维尔是美国建国初期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编年史作家，他说自己常听到那些纯粹的美国基督徒漫不经心地谈论起对印第安人的灭绝：
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他们接着说道，上帝拒绝赋予居住在这里第一代人变文明的能力，他早已预先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毁灭。这个大陆的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的丰富资源的人们。美国人对这个理由深感满意，于是会去教堂聆听牧师给他们吟诵福音书，向他们一遍遍重复着人类皆兄弟，一遍遍说着上帝造人时之所以把人类造成相同的模样，就是想赋予他们一种使命，让他们互相帮助。
欧洲白人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其余的人”却都是野蛮的。屠杀这些“其余的人”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毕竟，达尔文思想在19世纪才刚出现，那时候，人们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期，如果以世纪来衡量的话，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种族必将在全世界消灭或者取代野蛮的种族。”西奥多·罗斯福经常写到西方的胜利，他说，“当然，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野蛮人或者被打跑，或者被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和平。这一切靠的就是文明种族的强大力量，他们还没有失去战斗的本能，他们通过扩张逐渐把和平带到了由野蛮人统治的红土地上。”
西奥多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美国最野蛮的行径无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剧院，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向人们展示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锋的战利品，结果在观众中响起了狂热的掌声。这位牧师的名叫约翰·史文顿——人们称他为传教士约翰。他是骑兵队的志愿者。他在几天前曾率领人马攻打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溪，他们至少屠杀了150名印第安儿童、妇女和老人。当时，那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打猎去了。
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发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