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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系，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阪，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自美国驻附近地区的特遣部队，”玉村说，“吉米告诉我说他来自“本宁顿”号航空母舰，并说了他们离开珍珠港以及后来离开利西环礁岛的日期，最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和职位：吉米·戴尔，航空兵三等话务员。
玉村记得吉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个头儿很高，肤色白皙，头发黄黄的，上衣穿着一件皮夹克，裤子是深蓝色的，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还带着一条丝制的白围巾。
吉井大尉让玉村把战俘带到无线电台听截获的美国情报。“听完后，向我们汇报你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当时不可能从中听出什么东西。他虽天性愉悦，却已很长时间没有高兴过了。吉米当时19岁，远离了家园，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玉村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让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后大家便聊了起来。”
吉米谈到了他的家乡新泽西，还谈到了海军军营的生活，后来还给我看了看他的双手，说由于长时间地被捆绑在立花指挥部外而受了伤。他还说他非常担心机关炮手格雷迪。他们俩在关系稍熟之后，吉米便把丝制的围巾拿了出来，告诉玉村说围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条围巾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玉村记得吉米当时对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数都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玉村说，“当时他很疲惫，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让他进行工作有点不太合情理，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过。”
可是别的士兵却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吉井大尉在盘问时注意到吉米有些紧张，因此便感觉到他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内田有纪中尉看到有位美国战俘和海军军士玉村坐在无线电台处，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见外国人。“他非常的年轻，并且瘦骨嶙峋，”内田有纪回忆道，“他有些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很不高兴，腿还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不是让人产生仇恨的那种人。”
当然玉村并没有向吉井大尉汇报吉米在那两天里根本就没有认真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另外20多个人，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我听说他当时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地窃听和翻译情报。”海军军士晟平说。
吉米在那里的情况传开之后，吉井大尉当初的第一印象就更加得到了确认，随后便做出了决定。“吉井大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玉村说，“然后告诉我说：‘美军将于明天或几天后登陆。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今天下午4点钟，我们将处死战俘。’”
“吉井大尉为什么要处死吉米呢？”事情过去数年后我这样问玉村。他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对大尉来说，处死战俘是他提高士气的一种努力，他得让每一位士兵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马上就要死了，这是我们当时共有的情绪。我们知道美军很快就要来解决我们，我们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们既然马上就要一起牺牲，应该让战俘先走一步。“我们已经没有救了。”人人都这样想。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是战时特有的歇斯底里。不亲身经历当时的场景，便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更何况美军即将到来，而我们的末期也将要到了，你还能期望我们怎么对待一名战俘呢？
玉村在吉井大尉面前竭力掩饰吉米没有帮他们干什么事情的情况，还对大尉说他总有一天会帮上大忙的。“我告诉大尉说吉米做了些事情，给他留条活路吧，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玉村后来说，“大尉当时还当着另外几位军官的面对我说：‘你想救他的命，是不是？你可要知道那没有什么好处。’就这话，我还听他又重复说了好多次。”
“我们俩就坐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