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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仅灭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因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口号当做支持乱民的理由的官员“尤可诛”。袁昶最后货真价实地开列了应该杀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山西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甘军首领董福祥、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和启秀等，并且要求把附和这些官员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饶恕他们。他还要求，等国家一旦安定下来之后，再杀自己——“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同上）据说慈禧看了这封奏折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为有胆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对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在乱民手里，曷若死于司寇。苛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同上）家人围着他哭，他告诉家人自己以身殉国之后，他们是留京还是回南方老家，随便。
慈禧当时没有动怒而杀袁昶，是因为慈禧对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错，她曾说过：“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由此而来可见袁昶在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的观点也直言不讳——那时他是站在慈禧的“后党”一方的，而现在，他显然是在光绪皇帝一边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给袁昶下什么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名投机政客。因此，在那群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把国家当做赌场的帝国官员中间，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头一亮。
而许景澄是个帝国官员中典型的懂洋务的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帝国驻法、德、意、荷、奥、俄、比利时等国的公使，“戊戌变法”后被授予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他正督办修建铁路，是义和团们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坚决主张宣战的大臣之一，后来帝国的战败使他经受了极大的官场风险。而今，他的观点和袁昶一致，坚决反对对各国宣战，而他知道这一次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更大了。许景澄特别反对对使馆的攻击，这个长期在国外担任大使的人，深知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原因。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慈禧对他产生怨恨的瞬间，是在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那次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光绪皇帝拉住了许景澄的手，那个君臣相对流泪的情景让慈禧对许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杀之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随意杀人的权力，杀帝国的官员也需要能够说得出理由。据说，袁、许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谓“圣旨”，是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给南方各大臣的一个圣旨，其中有“逐杀洋人”的字眼。但是，圣旨发出后，南方官员们并没有执行。李秉衡到北京后，慈禧就此事问这个从南方来的官员，李秉衡回答：“没有看到杀逐之谕。”这一下慈禧怀疑了起来，便命令刚毅等人查。结果，刚毅第二天就复奏，说是袁昶和许景澄擅自把圣旨改了，把“逐杀”改成了“保护”。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国的法律，擅自改旨应治以斩刑。
即使现在看来，刚毅的“调查结果”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
另外一个满人是立山。这是个以微寒的出身奋斗到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的典型，是无论官运还是财运都顺畅亨通的幸运人物。他本是汉军人，原名杨立山，从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黄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学生起家，1875年任护军参领，1878年出任苏州织造，在这个肥差上任职达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职，揽了个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后得到慈禧的欢心，赏了个二品顶戴花翎。他当过公认是最有机会发财的内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