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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里春寒料峭。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网一般的胡同里东张西望着，他要寻找一个叫做“南海会馆”的小门脸，并且要在那里住下来。他期望那里最好能有一张桌子，让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摆好。
帝国的知识分子是来参加帝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的。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相差很大，贫富极端悬殊地在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里落脚。只是此刻，他们的梦境是极其相同的：经过数年的苦读，现在以各省举人的身份，竞争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入帝国政治阶层的“通行证”。
因为摒弃了所有人类自然科学的内容，只承认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论，所以帝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单一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一直是显示帝国政治稳定的标志，是帝国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国悠久文明的景观，是帝国最低层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鸡犬升天的梦境，是帝国国家政权顺利运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维持的支柱。而帝国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知识”长久而强烈地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知识”就没有实际价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文人当官从政，和农民耕地一样自然，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对政治前途过于强烈的单一追求，驱使帝国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凶险而狭窄的人生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官便得志，失官或丢官便失志，因此他们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奋不顾身”的人。
这一年的春天，数万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的都城，由此带来的一个情况是过去的统治者不曾有过的，并使现任的统治者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最温文尔雅，最讲礼仪道德，并且是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读书人中间，此刻正流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蔓延以至威胁到了帝国政权的生存。
夹杂在危险人群中的最危险分子之一就是那个康有为。这是一个令京城人听上去话语十分古怪的广东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扬，身穿一身读书人的蓝色长衫。与帝国绝大多数梦想读书取仕的人一样，康有为在掌握帝国经典理论上才气平平，因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压力，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取得举人资格的乡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产生了放弃考试的念头。但是，“诸父皆强之”，尤其“母意属望迫切”，康有为只好奋不顾身地一试再试。1893年，36岁的时候，他勉强通过了乡试，取得了参加京城最高考试的举人资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不但没有考上，而且还扭伤了脚，于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时正是1894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经37岁的广东举人康有为决心最后一次在科举考场上赌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万物春情萌动欲望勃发的季节里，帝国文人想当官的念头往往会使他们的精神几近疯癫。
这个春天的考试，是热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国文人们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试。当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国家不幸的消息乌云一般一阵一阵地滚过来。海战的失败已经让国人“莫名惊愕”，而帝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人草签的条约内容更令“举国哗然”。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光一笔关于银两的账就让中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8890万两白银，而日本人要求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且规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亿两，全部赔款必须三年内还清。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凄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复。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启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