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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依旧是整整一天的颠簸。没有食物。晚上还是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睡觉。“时天渐寒”，太监们到处“求卧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妇人却以被子“濯犹未干”为借口“拒之”。慈禧坚持不住了，她躺在了地上。
半夜，慈禧突然在梦中惊叫起来，连她自己都被惊叫声惊醒了。她听见门外有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极其温柔：“太后勿惊，臣春煊在此护驾。”
慈禧定了定神，说：“进来。”
庙门吱呀一声，一个男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慈禧看了一眼，说：“好，好，知道了。”
男人退出。
岑春煊，时年39岁，官职是甘肃藩司，二品衔，其职权仅次于总督。这个官员是因为皇室的逃亡而得以进入帝国史册的另一个幸运人物，因此他和吴永成为一对靠国难而受宠，从此注定要在皇室逃亡的路上因为争宠而争吵不休、势不两立，进而发展到一辈子互相攻击的帝国官员。岑春煊和吴永一样，因为在庚子年间跟随皇室逃亡的特殊经历，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国家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和吴永不同的是，岑春煊一生下来就是个贵族。其父岑毓英曾任帝国云贵总督。他少年时便以国学生的名义入京，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个工部主事，使他整日和权贵子弟一起花天酒地，“黄金结客，车马盈门”。他中过举人。他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光绪当年大婚的时候，他是协助办理大婚庆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死后，他被“赏”五品京堂，然后连续升迁，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虽然被称为“纨绔子弟”，但他身上却少纨绔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时他慨然请缨上了前线，在前线着实忙了一阵子，带兵和日本军队抗衡，因此名声大振。和吴永一样，岑春煊也是个“维新分子”，在“戊戌变法”中极其活跃，是康有为“强国会”的成员，曾经极力上书主张“精简机构”，是导致光绪皇帝下决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门机构的直接责任人。他禀性耿直，“遇事锋发，无所回避”，理应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许由于他父亲生前一直为帝国在一个边缘省份任职的缘故，戊戌之后他居然没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联军将要攻击京城的时候，他响应慈禧“来京勤王”的号召，带着5万两银子和5000官兵从兰州昼夜兼程奔向北京，到达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经开始逃亡了。岑春煊紧追不舍，及时地出现在慈禧的身边。尽管无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现是来保卫皇帝的还是来保卫太后的，但慈禧在微弱的烛光下看到的是一张忠诚可靠的武人的脸，“太后深感之，泣谓岑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这句话对于一个帝国的一个普通的大臣来讲，是足以令其为之赴汤蹈火的！
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