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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弃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腾空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听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过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六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著名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将是世界贸易往来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商品贸易的巨大内在推动力强迫它必须成为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大市常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提请英国政府给予这个东方港口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个港口将成为和中国通商的枢纽”。鸦片战争给中华帝国造成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帝国东南海边一个小小的县城几乎在一瞬间便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十里洋潮。一百多年前，洋人们在这片迅速成为近代都市的土地上修建那座镶嵌有欧洲古典雕塑的楼房——上海帝国海关大楼——今天依旧无可替代地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上海诞生了中华帝国第一批贸易机构和企业集团：洋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印刷、制药等轻工业，煤气、电灯、电报、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当那座集中国古典建筑之豪华奢侈的圆明园被烧毁后，洋人在帝国内迅速投资建起了四十多家企业，仅上海就占了25家。上海开埠不到十年光景，其景象就让再次来华的洋人们怀疑到了伦敦。帝国的地方官员兴办的“实业”以上海为轴心，迅速扩大到溯长江而上的各大城市。朝廷任命的南方各省督抚，甚至包括在南方任职的少数满族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经商的行列中去了。他们纷纷在商品经济中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于是，帝国南方官员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当时帝国北方的官员们不可想像的。
慈禧“万寿盛典”之时，帝国北方的官员忙着在街头搭彩棚，筹措珍奇礼物，然后身穿长袍马褂上朝行君臣大礼。而帝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上海道蔡钧，此时正忙着给社会各界发出请柬：为庆祝太后万寿，上海“官方”决定举办“大型交际舞会”——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897年11月4日。联想近百年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诡秘而羞涩地开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当时，上海倾城为之欢愉。而帝国南方的报纸对此举的评论是：“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时箭未到而声先响，比喻事情的开端和预兆。上海道蔡钧为了帝国太后的寿辰而举办的舞会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舞会。料想深宫内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应“授受不亲”的男女以为她祝寿为名而相拥相抱着疯狂起舞。这无疑是一个开端，可这到底预兆着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仔细思索。仅三年后，参加过这场舞会的所有帝国的官员几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钧的舞会请柬发出六百多份，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最后实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国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舞会现场上海洋务局的大门口这一天车水马龙，观者如潮。“交际舞会”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听出使过西洋的人说过。一位曾经出使过法国的中国官员是这样描绘的：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即凸出，坐亦棉软……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格兰古装者。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会宾客，间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颈，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页。）跳舞跳到最后甚至可能“赤体”，这对中国的道德家来讲简直是人间的晴天霹雳。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带头，帝国的官员们竟然“按照西仪”把家眷带来了，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其中一个帝国官员的女儿竟然会说法语，“与西人侃侃而谈”，这简直是对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帝国千年道德古训的公然挑衅。上海道将舞场布置得极其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