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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页。）
诗虽写得未见才情，但充满“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味道。青春伤感之后，李鸿章到北京去和做京官的父亲一起生活并且继续他的学业。在京城，李鸿章遇到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令他终生都崇拜如神的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和李鸿章的父亲同年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因此，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师的。曾国藩身为翰林，以理学著名，又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门生，学识名噪一时。曾国藩十分欣赏李鸿章，说他“才可大用”。李鸿章在他的指导下，第二年就中了举人，1847年又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那一年，曾国藩的学生除了李鸿章之外，还有三人也同时中了进士，“一门四进士”的盛况引起国人极大的轰动，四个曾门弟子被称为“丁未四君子”。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试是帝国人才的一次大聚会，和李鸿章同中一榜进士的，后来颇有一些成为帝国官场的显赫人物，如状元张之万后来做到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与李鸿章同列二甲的沈桂芬在同治年间也进了军机。做到总督一级的，有李宗义、马新贻、沈葆桢等，与李鸿章一生关系密切的郭嵩焘更是成为了帝国著名的外交大员。而李鸿章是他们之中最显赫者，先封伯，后封侯，成为帝国重臣。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从事军事活动，后期从事洋务和外交活动——国人称之为卖国活动。
李鸿章先被授予庶吉士，庶吉士是帝国翰林院的“研究生”，毕业以后才能进入翰林院任正七品编修。成为编修之后的李鸿章学习极其刻苦，因为七品官虽然小，但帝国的汉族名臣重相大都是编修出身——重要的要看在翰林院学习的成绩。1852年，他在翰林院的翰詹大考中成绩名列第二，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一般情况下，这是编修被委以高官的最佳时机，但是，此刻在帝国的南方，农民们正高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起义造反，31岁的李鸿章一时间官场仕途受阻。帝国的正规军大多因为腐败而毫无战斗力，致使太平军一出广西金田就立刻发展成为10万大军，咸丰皇帝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去各地组织地方武装，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帝国需要让他这个小小的文官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回老家去拉队伍，去与太平军作战。
当时太平军已经逼近长江北岸，李鸿章的老家也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军杀了安徽巡抚蒋文庆，安徽都府合肥已是“遍地萑符，伏莽四起”。同时，民间的土匪也趁势作乱，“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皖抚疏稿》，第二本，第1～6页。）起义的农民和乡间的土匪混杂在一起，使安徽成为帝国长江以南最混乱的省份。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京城悠闲的为官生活而回到老家去组建地方武装，起源于他“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勃勃野心。
对于一介文人来讲，搞武装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头几年看，他似乎一切顺利。回到家乡不久，他便率领千余兵勇在巢湖一带和太平军接触了一次，虽然结果不分胜败，但这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仗，而且是帝国军队没有失败的第一仗，他立即得到朝廷的蓝翎赏赐，级别也从七品升至六品。这时他的父亲也奉命回原籍“办理团练”，同时他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出来了——父子三人开始一起为朝廷打仗。做京官没有做出什么名堂的父亲打仗也没打出名堂，不久就病逝了，只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而李鸿章却连连得手：参加攻克含山的战斗，战后加赏知府衔，赏换花翎；接着参与攻克庐州的战斗，得到“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加赏按察使衔，官职升至四品。因为不算大的军功而在三年内连升三级，这对一个七品编修来讲，提拔的速度可算是惊人的了。正因为升迁的速度太快，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就随之而来，其罪名之一是说他“名为团练实则勾结土匪”。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掉脑袋的罪名。怀疑他的是一个名叫胜保的满族钦差大臣，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的原因是亲眼看见了李鸿章混杂在土匪中溃逃，而李鸿章当时的模样确实像个地道的土匪头子，更何况说的也是一口土匪黑话：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即使已经官至四品官了，与风卷残云般的帝国农民作战也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倒霉的是，不容易的情形正好让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看见了，可以想见钦差大臣看见李官员与义军混杂在一起奔跑于战场时的感想和表情。
遭到怀疑和众忌之后，虽然钦差大臣事后并没有向咸丰皇帝正式奏本要求惩办李鸿章，安徽巡抚福济也极力保护他，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安徽壮志难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湖南投奔老师曾国藩去了。
这是李鸿章走上显赫人生道路的开始。
在曾国藩的教导和重用下，李鸿章的才能开始得以充分施展。关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文武兼备，身先士卒”和“双手沾满起义军鲜血”的故事充斥在各种史料传说中。但其实只有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经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当时湘军已收复安庆，太平军主力向东压缩，上海开始告急。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官吏和绅士们倾囊出资，纷纷请求曾国藩派兵保护大上海，答应每月可以供应湘军饷银60万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只有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才有这等财力。然而银子是不少，但就是没人愿意去，包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此举等于要深入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后方去，如此的自投罗网般的行程，即使不被立即消灭，孤军作战也凶多吉少。
李鸿章却兴奋异常。他愿意去。
这是后来令包括曾国荃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都颇为后悔的一件事情——人生的成败荣辱仅在一念之间。
李鸿章立即开始组建新的部队，几个月之内便成立了11个营。1862年3月4日，五个营的官兵在安庆北门外集合阅兵，这标志着帝国历史上又一支著名的武装部队正式组建。这是一支与以往的帝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其重要的标志是：所有的营没有隶属关系而相互平等，所有的官兵只对李鸿章一个人负责。李鸿章是安徽人，新军在安徽地盘上组建，官兵大多是安徽子弟——李鸿章终于可以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因为他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军队：淮军。
上海方面冒险开来租用洋人轮船公司的七艘轮船。淮军1300人坐一船，李鸿章近1万的军队开始向上海开拔。
这是大清帝国军事史上一次以“胆大妄为出其不意”而闻名的行动。从帝国军队占据的长江上游往下游开进，长江沿线全是太平军的营垒，水路通道均已被严密地封锁。尽管太平军领袖们知道上游的“曾妖”已经和洋人勾结，但是，当他们看见数艘洋轮公开地结队行驶在江面上，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一枪未发地看着当时罕见的庞大船队鸣笛顺流而下。也许他们想不到轮船上乘坐的全部是官军。太平军并不想与洋人发生冲突——洋人在帝国军队和太平军中都有军事顾问，甚至有官兵直接参与战斗，洋人在帝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含义极其不可告人。
洋人的船队载着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军的地盘上行驶了整整三天，已值不惑之年的李鸿章三天未合眼，脸上一派冷酷的杀气，他抱定了“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决心，他知道这是他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七艘轮船上的官兵死一般沉默，无人敢出声，无人敢靠近李鸿章。
一支近万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于太平军严密封锁之地成功地进行了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