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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赵舒翘为什么不选择能够迅速致死的方法结束生命而甘愿受这般煎熬。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即使在彻底闭上眼睛的最后时刻，赵舒翘的脑海中依旧期待着他所尽忠的朝廷赦免他的圣旨的到达。为此他可以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一切，直至气绝。
和赵舒翘比起来，英年的服毒自尽简单而迅速：“天明，下人见彼卧于地上，满面污泥，已半死矣。盖彼吞泥，喉哽气闭。”（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6页。）而庄王载勋写完遗书之后开始大骂：“要的是死，我早知道。他们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们的老佛爷，也不能长久。”正骂得起劲，监斩官员喊：“请王爷升天！”他叹了一口气，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差役踢翻了他脚下的板凳。他“临死前对其子曰：‘你须记得，以后尽力做事，报效国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无论怎样，只要与国与家有益，总不要叫洋人占夺祖宗留遗的锦绣江山。’”史书记载：“庄王盖太祖之裔也。”
启秀和徐承煜是在京城菜市口被砍头的。在被日军关押期间，这两个人差点逃跑成功。启秀的母亲病逝，他向日军“请假”回家办理后事，徐承煜也乘机说自己也要埋葬父亲，日军准许他们回家了。两个人刚出大牢的门便密谋逃往西安，但还没有行动就被日军抓回来了。正月初五，日军为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宣布了朝廷将他们两个人“就地正法”的谕旨。启秀表现冷静，说：“既然如此，是太后的旨意，而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但徐承煜却魂飞魄散，大喊冤枉，然后就是疯狂地大骂，从朝廷一直骂到眼前的日本人。第二天，刑部派人来提他们，日军因为他们是帝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上绑，并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绿呢大轿。两人被送至刑部大堂上，启秀与妻子诀别。徐承煜已经精神恍惚，眼前的刑部大堂不久前还是他发号施令的地方，包括袁昶等帝国高级官员都是在这里被他宣布判处以死刑的，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跪在这里成了死刑犯。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换乘骡车押往刑场时，沿街观者“如堵”。启秀神色从容地走下车，对身边的人说：“忠告各位，后代们千万不要做官。朝廷畏祸，不能保护出力的人。就是做了官，也不要出力气，做事惹了祸最终是要自己承担的。”然后引颈就刀。徐承煜被人从车上拖了下来，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几个月前还在这个地方当监斩官的他与袁昶对骂的情形仿佛就是昨日。最后时刻，徐承煜在地上翻滚挣扎，“不肯就刃。”
在被“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中，以董福祥最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馆时人人皆知的指挥者，按照各国提出的“惩办”条件，第一个应该处死的便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但是，联军攻入京城之后，他带领甘军“大掠西归”，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盘上。这一下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说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虑激回变，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肃给荣禄写过一封信，除陈述自己的报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说明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在荣禄的指挥下做的——“以公驱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说他和荣禄的命运应该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最后，他威胁说：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4页。）可以想见荣禄读了这封信之后惊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为全部归结于荣禄的授意和指挥，而且还扬言说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他肯定“揭发”他并且起来造反。荣禄害怕的是两个局面：一、如果这封信落到洋人手里，自己不知是否还会如此逍遥；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规模造反，东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灭清，自己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
“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
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
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玻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
5、过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华帝国代表李鸿章、庆亲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11国代表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各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各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任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