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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刚从西安回来的朝廷也变了个人似的。太后有了辆汽车，德国人送的，叫“奔驰”，太后坐着说挺舒坦的，比骡车稳当。太后不让那个叫孙家富的开车奴才坐着开，可跪着他又不会开，他怕担上抗旨不尊的罪，跑了。老佛爷还迷上了照相，成天扮上菩萨王母什么的，乘船在海子里照，照完了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送给外国公使，上面的签名是：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麻雀年。麻雀，麻将也。麻将何时何地起源，考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中国人之发明恐怕无人怀疑。麻将作为赌博工具之一而流行于帝国南方——“庚子之后，南风北渐，王公大臣热衷此道，官不能禁，麻雀之风遂靡京师。”《近代稗海》云：“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上至内廷，下至外府，再扩及全民，无日无夜不麻雀。为何国遭涂炭之后，麻将如此盛行？《大公报》刊出一个帝国小官吏的文章：仆以庚子（1900年）第二年，自西安罢役归，始学得麻雀之戏。其始不过藉遣愁怀，聊消长昼已耳。迨叉摸日久，妙趣横生，兴味浓深，变化莫测，洵有超然万有飘飘欲仙之乐。夫麻雀之为物也，提神旺气有如鸦片，排愁遣闷远过酒浆，公余则消案牍之劳，宴会且联宾主之雅，谋缺者藉以获联络之索，冶游者可以买娼鸨之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意人世间竟有如斯快事也！（《大公报》1908年8月6日《亡国奴戏》。）原来麻将可以消愁、待客、买官和为嫖妓助兴。
那些跟着朝廷逃难饿瘦了一圈的嫔妃、太监们回到帝宫里玩得最凶。都是赌。王府里数庆亲王的夫人赌得有名气。她陪慈禧玩，每次带1万两银子，每次都输干净，如果不够，随时“遣人至家续缺。哪一次输得不够数，庆亲王就骂她不会办事。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彩票年。庚子事变使帝国的北方遭受巨大损失，为此帝国成立了“顺直善后赈捐总局。”该局贴出公告曰，为救济帝国的北方决定在帝国的南方发售彩票：顺直居民惨遭兵燹，流离琐尾，亟待赈需。该公司设立此项彩票，系为推广顺直赈起见，与江南广济公司彩票是同一律。既经奏准，自应一体行销，以裕赈款。如有私造伪票影射等情，准该商随时禀究，决不宽贷，各宜禀遵，切切特示。（《中外日报》1901年5月19日《奏办顺直振（赈）彩票普济总公司谨登》。）当时，帝国北方交易使用银子，而南方已经使用银圆了。“顺直义赈彩票”首发1万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此消息一经传出，帝国整个南方到处掀起了发行彩票的热潮。各省督抚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主意。时任山西当巡抚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于“山西赈灾”。安徽巡抚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发行彩票。1901年，帝国20个省共发行了二百多种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办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头彩可以“赎身从良”。虽然有人指责彩票的发行无非是打着赈灾的名义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风一开便势不可挡。头彩金额从8000元一直上涨到5万元之巨，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梦幻之中。当时报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中外日报》1903年8月29日《论彩票大有害于实业》。）“开彩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大公报》1906年7月22～23日《论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刚刚知道彩票是个什么东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彩票的发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们控制。在中国，什么事只要衙门一掺和，准没百姓的好果子吃，结果疯狂一时的百姓都不买了，于是出现了只有帝国才有的“摊派”方式：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知县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中外日报》报道：“方今百姓既为重税所困，而又须勒购彩票，诚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们在租界里先搞起来的。
1901年是中华帝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国，他们到处散发关于“国家和国民”、“朝廷和国家”、“民主和自由”之关系的小册子。3月24日，上海张园数百绅民集会，当堂跳上一位16岁的女孩子，让众人吃了一惊。女孩子叫薛锦琴，她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当众演讲者。她演讲的内容是：号召人们阻止俄国人占领帝国的东北，反对帝国大臣和俄国人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我等当联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为议和大臣，则俄人胁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锦琴的出现和演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也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还有人把这件事上升为“国民精神”：“东方妇女当此时机，妻助其夫，母训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国妇女激励遍国男儿，使国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凛乎其不可挫，何惧白人之侵略！”薛锦琴，“一志士之女”，并“能操英语”，演说后即“赴美留学”。（《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