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15、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翰林院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
以上两则所记载的慈禧回宫时间有异，前者是黎明，后者是晚上。据光绪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记载，慈禧回宫的时间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时至5时。
无论是那一种记载准确，总之，9月19日，在谭嗣同和袁世凯商量围迫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后的动作是：直接到光绪的殿内，将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后说皇帝忘恩负义，企图要谋害于她。最后决定她上台掌权，理由是“皇帝病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绪还有一项“外事活动”，那就是慈禧十分惧怕的皇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为了不引起洋人们的抵触情绪，慈禧恩准这个接见照常进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皇帝背后一间挂着珠帘的房间里，慈禧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日本《梅尔报》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且对光绪表示钦佩的时候，光绪皇帝转移了话题，问起伊藤博文在中国的起居饮食。伊藤博文随后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光绪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接见完伊藤博文，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级官员在离开京城前都要“进宫请训”。这次召见连对慈禧回宫并不知情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气氛不对：光绪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袁世凯见此情景小心地劝皇帝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还说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慈禧听着十分顺耳。这不知是袁世凯命运里的福气，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验所决定——试想，如果袁世凯在这个场合哪怕稍微透露一点谭嗣同与他谈话的内容，局面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天皇宫里的召见记录上记道：皇上“无答谕”。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中国人对遥远的历史戏剧化的解释。袁世凯并没有告密。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并且控制了光绪以后，袁世凯还在北京接受了光绪的召见。召见完毕后，中午他动身回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在这个时候，他对是否该把秘密告诉荣禄依旧犹豫不决，而刚好有人来拜访荣禄，袁世凯就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凯才将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告诉荣禄，荣禄听了之后“大惊”，但他并没有如后人所说的那样“立即化装进京告密”，而是与袁世凯两个人躲在屋子里商量怎么办。中午的时候，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和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荣禄和袁世凯这才知道慈禧已经动手了。
22日，御史杨崇伊把袁世凯和盘托出的文人们企图“围颐和园”和“捕杀慈禧”的计划带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凯出首密告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慈禧没有用棍子把光绪打死，只是把他从此囚禁起来，囚禁在那个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达的手谕是：步军统领全力捉拿所有的变革党，包括那个罪该千刀万剐的康有为。
步军立即把南海会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没有找到康有为。康有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商量暗杀行动的时候，自己已把行李收拾妥当。当会馆里他的“同志”们打盹之时，他带着仆人李唐趁着天没大亮，溜出北京的城门，走了。
帝国缉捕令：“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兵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公然庇护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的“习惯”自1898年9月康有为的逃亡开始。
9月20日一个白天，康有为从登上火车到火车行驶至天津，居然没有人前来查问过。黄昏，康有为抵达塘沽。他原准备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轮船21日下午4时才起航，他不敢等这么久。熬过一个恐惧万分的不眠之夜后，21日上午他上了英国公司的一艘客轮“重庆”号，无论从购票到上船，同样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康有为安全地离开了天津。
当“重庆”号一声长鸣起锚离开塘沽港的时候，北京城正被满街乱闯的步军们闹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门关闭了，京津铁路停运了。但是，300名包围南海会馆的步军仅仅捉拿到了没有来得及跑的康广仁。康广仁直到被捉住的时候，也没闹清楚一直形影相随的哥哥是什么时候无影无踪了的。
没有捉住康有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给烟台、上海发出了紧急懿旨：“康有为企图进毒丸谋害皇帝，事败南逃，务必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
此时在天津的荣禄也开始了严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样闹了个天翻地覆以后，荣禄才知道康有为上了英国轮船“重庆”号，于是立即派“飞鹰”号快艇出海去追——康有为如果不搭“重庆”号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话，他必死无疑。快艇追到中途，负责指挥快艇追击的管带刘冠雄称“燃料不足”，带着快艇回来了——历史终不得知这个帝国军官是真的由于出海匆忙没来得及加足燃料还是他原本就是一个“康党”。
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抵达烟台港时，慈禧的懿旨已经到达烟台。但是，电报十万火急地送达帝国政府在烟台的衙门时，这里的最高官员登莱道李希杰因事外出没在，而译电的密码本带在他的身上，结果烟台的官员们只知道是朝廷发来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电报上说的是什么。而康有为利用轮船在港口停留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烟台的大街上闲逛了一番——“游览了近处的风光，购得几篓烟台苹果供沿途品尝。”
“重庆”号继续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风吹拂，秋高气爽，康有为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上海不是烟台，早已接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钧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康有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发给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缉捕人员。消息传来说，康有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