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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嘲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祝义和团团员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后继，如果没有被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们一直想弄明白，帝国的农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许人也？此“神”有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曲折动人的历程？属于何种宗教体系？
洋人们的思索所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帝国的农民并没有共同承认的“神”，但中国到处都有农民信奉的“神”。
义和团的前身是“神拳”，义和团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心中的“神”。中国农民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神”。
如果开列出中国人所信奉的“神”谱，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成员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庞杂而臃肿：有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帝王将相、公主贤臣、江湖异人、绿林好汉；有长久地生活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师、侠客强盗、贞女烈妇；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天地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阴魂精灵；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东西——植物动物、天上星斗、地面顽石、大河小溪。
在流传至今的义和团的史料中，出现最多的“神”大约有四类：一、佛道教及其民间教门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释迦、弥勒、菩萨、观音、济公、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等；二、唱本戏剧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等；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四、自然神和自创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诸神几乎包括了中国农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种类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灵、神话传说，甚至当代人物，都集合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成为帝国农民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泉。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帝国农民自己指定的“诸神”居然能够融洽和睦地并存在于一个集体之中。
《凌霄一士随笔》言：“义和团诸坛所供之神，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纪小唐，小说《升仙传》中的主要人物，为“济小唐”，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纪献唐”，学界和民间都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的帝国官员年羹尧。帝国的农民们把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给弄混淆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跪拜。尤为离奇的是，在义和团所供奉的“神”中，竟然还有帝国的官吏——“祁相国”。“祁相国”，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被义和团同时供奉为“神”的还有帝国军队的军官李秉衡，此人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和毓贤一样，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洋派”，杀起洋人来气贯长虹。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举”，这是帝国的农民们把他们统统列入“神”谱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特殊时期内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外，中国人信奉的“神”基本上都不是当代活着的人。即使是对自称为“神”的当朝皇帝，帝国的农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神”，他们甚至一生都不可能见到他。帝国农民对当朝皇帝的心理仅仅是惧怕，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从没有哪一个中国农民在家中供奉正在掌权的皇帝。义和团们把活着的人尊为“神”，定是受了当时帝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帝国的农民在指定自己的“神”的时候有多么随意。
中国人虽然供奉“神”，但他们的供奉却并不郑重——中国人的潇洒幽默、胆大包天在这里显得淋漓尽致。玉皇大帝是一个温和的君主，是中国“神”中的“诸神之最”。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玉皇大帝长得很胖，虽然是个男性但女性的特征十分明显。他永远坐着，没有人见过他走动，遇到危机的时候只能戏子般地细声细气地叹一口气，把眉头微微地皱起来。他常常受到小妖魔们的嘲弄，一只来自人间的猴子就把他的家给砸了，他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国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