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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是什么意思？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1901年的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当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一次大喊大叫的游戏。而最悲惨的结局最终是要降落在那些农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团的法术“比这个厉害多了”。——不知道能够把活鱼吞到肚子里去与义和团御敌打仗的“法术”之间有什么技术上的逻辑关系。反正毓贤不但受到皇亲王公们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一份极其特殊的、无上荣耀的赏赐：一幅慈禧老佛爷亲手书写的“福”字。
因为这个赏赐，美国公使康格正式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20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华帝国的思维却进入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时期，以至于帝国的历史在这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农民的造反，帝国政府要强硬镇压是有其必然逻辑的。因为距离义和团运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军的农民们给帝国带来的动荡，给大清政权带来的威胁，其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当山东的农民打起义和团旗帜的时候，帝国的掌权者至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们造反的“神灵”背景。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企图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这样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的含义是可怕的。义和团的北方农民与太平军的南方农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后者热爱上帝。不管热爱还是憎恨，帝国的统治者们明白，被绝望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的农民们无论高喊的是什么口号，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打它个稀巴烂”，如果顺便能够把当权的朝廷也打垮了，当然就更妙了——这就是“巨祸”的含义。
所以，在1900年1月以前，大清朝廷发出的关于处理义和团事件的谕旨，口径是一致的：镇压。
但是，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发生了另一个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帝。
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还发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们坚决反对慈禧废除光绪。
而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是：在那个帝国的短暂的春天里，这个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出现了变法维新的声音。
于是，一个要使帝国遭受重创的“借刀杀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出现了：不管义和团的农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后来的史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一百年后的想当然。已经把几乎占领了帝国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了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它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
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了洋人的北方农民，不要说绝对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来，中华帝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帝国的政府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第一次面对农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抚”之间游荡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终于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了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是大清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和违反“逻辑”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历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酷法。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就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以斩草除根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帝国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采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
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