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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外日本军舰和鱼雷艇已经布满，北洋舰队各舰均受伤，率领舰队突围已经不可能。最后，悲愤已极的丁汝昌下令将“定远”、“靖远”两舰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军的档案送往烟台。然后，帝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洋“顾问”借用丁汝昌名义起草的投降书被中国主张投降的官员送至日军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议，北洋舰队所剩10艘军舰被“移交”给了日本军队。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口内。
中华帝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日甲午战争以帝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做日本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用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6、银两与舰炮
浩浩中华帝国败在一个小如弹丸的国家手里，这个事实一时间让中国人有点懵懵懂懂。
关于中华帝国战败的原因，百年以来众说纷纾有人说，帝国重视的是海岸上的大炮而不是海洋里的舰船。这是一个战争观念问题。虽然帝国的官员从事过“军事现代化”——洋务运动，但是毕竟千百年来帝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因此，官员在国防上的思路始终是以防御为主。帝国政府花大量的白银买来大炮，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修建了无数炮台，所有的炮口直指海洋，时刻准备死守国门。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大炮和炮台没有一次把帝国主义们的进攻挡在国门之外。帝国海军的装备一度位于世界海军的前几名，但由于向来“重炮轻船”，因此政府高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军舰，其最大用途是泊靠在海岸边，把舰上的舰炮当大炮使。就连主张“炮船政策”的林则徐也不能例外。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美国商人那里买了一艘1080吨的军舰“剑桥号”，此舰装备的大炮多达34门，但是，这艘火力猛烈的军舰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它被林则徐横停于珠江口内，当做阻挡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水道的障碍物。结果仗一打起来，“剑桥号”没开几炮，就被爬上舰的英国水兵连船带炮开走了。
还有人说，帝国的陆军常常处于“有队无枪”的状态中。这是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就强调：帝国军队的枪械不但数量不足而且技术落后，海军舰船的速度和舰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后，陆军的枪炮在日军轻便且射程远的枪炮面前显得十分笨重过时。即便如此，帝国陆军“有队无枪”的现象的确极其普遍。在鸭绿江边，宋庆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枪要炮，李鸿章的回电是：“军械局旧存之炮已发尽，前发龙殿扬之过山炮，系宁局仿造者，虽不能及远，却不甚笨，若缴回另换，竟无可换，或可暂留操用。明知毙倭非快炮不得力，限于饷绌未敢多订。尊处拟添炮队，难以应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30页。）最高指挥官都无可奈何，前线赖以枪炮作战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后，有人指责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贪生怕死，甚至指责他们的“取义成仁”。这是关于帝国军队指挥系统的问题。在中日海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举国倾尽海军力量参加战斗，而中华帝国的海军并没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海军的战争对手仅仅是帝国诸多舰队中的一支，帝国的其他几支舰队都寻找出多样的借口拒绝执行政府让他们出动的命令，声称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国家正与另外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军人居然和帝国主义们的口吻一样，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这实在是大清帝国晚期所发生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之一。于是，那些孤立无援地与敌人交战的帝国最优秀的军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现为最后的自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军人在战场危机时的自杀行为视做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更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人间壮举。而如果这个军人是军官，即使不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只要是穿上皇帝赏赐的官服整洁地在战场指挥室里服毒或者悬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谱了。
但是，上述种种也许都不是中华帝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国的历史，仅仅在中日发生战争的26年以前，这个小小岛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还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完成了社会的统一。它模仿着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依然像大中国一样对外闭关锁国。这个国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担心的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外国势力看中了这个海洋中的山地小岛，日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挡灾难的降临。然而，186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这是一次政治体制彻底变革的运动，是一个蒙昧的民族清醒时的蜕变。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本这个在文化上与中华帝国一样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