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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参与民主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佩特曼也不认为直接民主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所有社会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扩大基层或地方的参与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民主的内涵。就参与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功能而言，首先，在当代社会，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事务决策，才能实现对自己生活前景和周围环境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或地方层次上的广泛的、深入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控制能力，通过在较低层次参与活动的教育功能，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国家事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最后，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在任何层次和领域都是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有广泛的机会学习和实践民主，私人个体将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自我实现的公民。
由于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无法解决政治现实中的个人主义困境，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同时代许多学者的共鸣。作为新左派代表之一的麦克弗森对当代的民主政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二十世纪市场社会的一个巨大悖论，即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现实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而缓解这一危机的主要手段就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与参与民主相结合。只有公民不断地直接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巴伯同样强调了参与民主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疗救功能，提出了一种强势型民主的理论。他在《强势民主——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猛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民主”，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只是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它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将引发许多严重的后果，最典型的是它摧毁了传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维系纽带的同时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纽带。在批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巴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这种方案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等理念为特征，将市场社会中的个人重新连接在一起，找回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失散的、孤零零的个体。
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积极回应。社群主义同样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重新的图绘。社群主义批评作为自由主义前提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不管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认识论，都在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与其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的谬误之处在于，它所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目的所承当的责任。社群主义则以家庭、社区、宗教、工作场所、结社乃至国家等社群为起点，探求的是一种以社群的公共善为目标的价值伦理或以个人品格为基点的德性伦理。因此，社群主义自然而然地将社群的建构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显然，社群建构的一个必然过程就是社会成员的直接的、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过程，社群才得以可能。通过参与活动所形成的协商活动，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能力，发展公民的人格和精神，同时明确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增进公民与社群的关系，最终实现公共之善。
参与民主理论对参与的强调继承了古典民主的基本精神，在当代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在参与民主论者看来，参与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还包括经济领域的参与（例如职工对企业决策的参与）、社会领域的参与（例如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政党组织内部的参与等形式。为了避免人们对其理论的误解，参与民主论者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直接民主，参与仅仅是人们扩大对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参与民主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当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到物质丰裕的繁荣时代，自由主义民主日益显示出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缺陷和危机，如普通民众很难对代议民主政府体制及其决策过程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精英主义和大众的政治冷漠并存；自由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对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自由主义民主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公共善的失却。参与民主的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主义民主所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参与民主改变了二战以来民主理论过分依赖经验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参与在民主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民主理论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平等特别是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基层生活的平等，主张不仅在政治领域实现民主，而且要实现包括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民主，以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民主化来缓解由于结构因素导致的经济不平等，试图来回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尽管并不成功），即民主所追求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虽然无法取代自由主义民主在市场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种针对市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的疗救方案，参与民主理论还是得到了不少政治家、学者以及许多民众的支持，对于维系一个公共性的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与和民主理论》，＇美＇卡罗尔。佩特曼著，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返回目录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蒋冬梅《读书》2006年第11期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是另一回事。当法律或公众情绪不允许对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有所争辩时对意见的真确性本身就是伤害。
缄默的结果是使异端意见永远得不到公平透彻的讨论，但一些经不起这种讨论的异端意见也不会因此消失。最大的损害还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结果。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