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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的现代魔咒
这个文明与落后对比的水龙头笑话，在台湾会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其来有自。我父母那辈人，作为台湾初次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对前清遗老的他们父母辈，是充满着文明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优越感的。然而这套西方文明却是通过日本才学到的，而且这一代人又被强迫与他们的父母辈自在自得的传承断绝，于是又有着不踏实的空虚感，成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他们处于一种心灵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对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满着自卑感，另一方面对自己长辈先人的“落后”则充满着优越感，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是空虚而无根的，因为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被强势的日本殖民政权带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初体验”所彻底击跨，而他们竟无能反抗。可以说这个压抑着的、无能“做自己”的屈辱，应该才是绵延至今的“悲情意识”的根源所在。
这种悲情意识，也毫无障碍地传递给战后的新生代。于是两代下来，这个日本殖民所种下的“现代魔咒”，遂成为以“进步”为名的民进党能够所向披靡的一个重大因素。
重回一九四五年的原初场景
然而一九四五年发生的“落后中国与文明日本的交锋”，会是那么别无选择吗？
日本战败投降六十周年这一天，台湾又有另外一本书《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曾健民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将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一百天——其间包括十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这段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重新呈现。
对台湾人而言，这是历史大转变的时刻。不仅战争结束，不用再躲空袭，不必再吃配给粮，更重要的是台湾人从日本殖民地二等国民的身份回复到中国国民的身份。因此，国民政府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就定为“光复贸’，这是以一个中国人身份的立场来说的，因为是到了这一天，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及驻台日军才正式被解除政权与武装，开始退出台湾。虽然台独运动者并不接受这个光复的立场，只愿承认八月十五日的“终战”，但这本书却提供了很多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台湾人民是如何欢欣鼓舞地庆祝台湾的光复，迎接国军的到来。书里提到一次欢迎国军的场面，街坊风闻国军将于十月十五日来台的消息，已是台籍人士主导的《台湾新报》在当天刊出头条新闻《全省民待望之国军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全省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国军，已于今日将印其第一步于基隆。这是历史上所应当特书而大书的。自‘八一五’那天，我们是如何的怅惆！如何地期待！国军将要来到！国军将登陆于基隆埠头！谁听谁莫不欢喜，谁听谁莫不雀跃。……”
然而十月十五日那天国军并没有来，开到基隆港的却是美国的数艘军舰，但这并未减低在基隆码头欢迎国军的热忱。隔天的《台湾新报》接着报道：“是我们的国军！数千名站在岸边满山满谷的欢迎市民忽然喊出来。大家喜上眉梢，一齐高举手上的欢迎旗，但是当看到舰上高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条旗时，原本响亮的群众的拍手开始稍稍凌乱起来，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乱舞起来，用英文高喊着Wele！”
从这个一九四五年的原初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与落后中国”的二分模式所制约的。然而历史毕竟难以回头，如今只能引为前车之鉴。
岳父逝世于一九九六年，有幸没看到国民党于二零零零年失去权力，只是一九八二年他在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所隐含的胸中之痛，却仍旧等待如今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后生晚辈来抒解。但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则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统治幽灵的问题。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当年少数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所启蒙的左派分子外，大半都没能从日本殖民噩梦中醒来。他们被严重打击的自信心，在六七十年之后都还未能恢复。这个自信心的沦丧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还传递到他们的子子孙孙而超生不得。由此看来，这“现代与落后”的纠结，不只是曾经为中国提出一条现代化之路的国民党如何重生的问题，更是台湾人民自己如何从这个日本殖民的噩梦中苏醒的问题！
返回目录读经之我见
□唐 逸《读书》2006年第1期
读经之风，民国初期在袁世凯倡导下，曾炽盛一时。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后因知识界舆论大哗，终审被否决。然而尊孔读经之风，在社会上始终未歇。五四时期亦有孔教会，当时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学，延续至四十年代。中小学读经与否的讨论，时起时落，亦未断绝，虽然碍于制度，却有个别学校擅自实行。笔者就读的报子胡同实验小学，曾有一王姓校长在我们班的修身课上，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代替修身课本，讲授四书。不久此人被撤职，原因未明，只记得在周一的朝会上，有几个老师轮流登台慷慨陈词，谴责校长贪污，并当场宣布集体辞职，而此后未闻授经，事在一九四一年。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始终重视儒家道统，尤倡王学。然而民国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离制度，使得民国的读经终未能进入国民教育，而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如今又有人大声疾呼读经，而且涉及国民教育，足见读经与国民教育的关系问题，在今日中国知识界尚未取得共识。
有关读经的争论，关涉两个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即：一、读经本身是否必要；二、读经应否定为国民教育。前一论断是文化问题，后一论断是制度问题。
就文化而言，汉语的“经”并不专指儒家经典，佛道以及各宗教皆有经典。现在所谓“读经”，乃是沿袭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即“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那个“经”。不仅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汉初也是重黄老，汉武定于一尊以后，阳儒阴法而辅以道术的朝廷也并未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将纲常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是颇后来的事。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政治上将儒家（其实是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教）定于一尊，在文化价值的个人选择上，始终是儒释道三家鼎立的自由局面，如果不图应举进仕，读不读经，悉从尊便。如果现在反而将读经定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凡读书受教育必读儒教经典，那将是历史大倒退。这里需要区分读经的两个不同意义层面，即文化与制度。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仪儒家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研读和弘扬自家的经典，乃是天经地义。这与佛家读佛经，基督教读圣经，是一样的道理。在承认人权的社会，任何宗教或准宗教的伦理学派，皆有同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一种宗教或伦理价值，不由信徒来研究和弘扬，由谁来弘扬呢？在此意义上，读经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异辞可言？至若读经的方法，是背诵，语录问答，抑或查经，教理问答等，皆是教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则局外人恐无理由过问也。
然而若将一种宗教或一派伦理或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为国民教育必修课，则必引起争论和质疑。人们可以质问：我们又回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了吗？中国文化从来是多元的，凭什么将儒家纲常定为国民教育呢？你说儒家代表“中国精神”，然而学术界颇有人（如鲁迅）说道教代表“中国精神”呢，怎么能将一种学术假说奉为国民义务呢？“主流文化”的公认定义什么，谁有权利订立主流？如果儒教已然在事实上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什么还争论不下呢？如果说只有儒教代表中国精神或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历代王朝实行阳儒阴法辅以道术而民间是多元文化呢？你能说服所有中国人，把你眼中的儒教当做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吗？
文明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或价值信念、生活方式等全面的社会生活。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而且现在还有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文化。这种大一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