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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会结构环环相扣的几个特色。我根据费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总结。其一，各工会享有“独家谈判权”的领地特色。美国的法律在劳资关系上规定，不允许不同的工会在同一个行业或企业同时组织工人，工人们只能由某一个特定的工会独家代表，与资方谈判，签劳动合同，每一劳动协议里都包含有这一条。这为某行业或公司成为某个工会的“领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运史学家约翰·康门斯（John
mons）一个世纪前曾警告：“工会有可能成为资方的爪子，工会干部可能腐朽变质。”不幸言中。
其二； 联邦性质的宏观架构，旗下是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各自为利的众多“利益群体”。两万多工会成了众多利益群体的代表，每一个都是和资方协商的小群体，从大局来看，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分化和破坏了工人的整体团结和整体利益。除非美国的工会下决心突破体制，否则在现有体制下举行全国性总罢工，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工运内部就有人指出，两万多工会就有两万多个合同和两万多个合同终止期。美国工会80％的资源由地方工会掌握，而以行业、地盘利益划分的各工会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力量挑战大公司集团，用费奇的话说，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也做不到。
工会的“利益群体”性质也体现在工会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强化与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彼得·邝指出：“历史的教训是明摆着的。工会排挤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使得移民工轻易成为资方的受害者，被老板们当作便宜的、顺从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工会对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得以不断延续，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结果是移民工人没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削弱。到头来，资本则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诈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最原始的工会运动垄断了局面。
其三； 工会具有多层的庇护结构，摆脱不了黑帮的渗透。费奇的书中有关于大工会领导与黑帮勾结的大量材料。比如，一九五七年美国顶级黑帮人物在纽约州碰头，在场的五十六个人中二十二个是工会领导。我的读书心得是，如果工会的职能仅在于向工人索取会费，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帮也能做到这些，只要把会费的名目换成保护费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盘垄断的结构上和提供“保护”的功能上，黑帮和工会有相通之处，黑帮对工会的渗透也就不奇怪了。费奇认为黑帮掌权的工会代表了庇护体制的最高形式，工会沦落为一个多层的庇护结构。
其四，工会领导和资方共谋，工会成为就业信托。费奇指出，美国工运史的主旋律是劳资合作，而不是劳资冲突。为劳资合作付出代价最多的是广大普通工人。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老板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通过它掌握的“劳工雇佣厅”控制工人就业的渠道。这种情况在技术工种中尤其普遍。因为掌握工人的就业渠道，工会领导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领主。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这样，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这样的结构性关系表现出了工会领导放弃了劳工整体的立场和原则，参与维持——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另外，不必奇怪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领导层路线原则的败坏和领导们个人道德行为的败坏相辅相成。美国工会领导们的腐败伎俩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工会和资方有协议保证一定的工会会员就业比例，那么，资方就贿赂工会领导以求其出卖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这样资方可以不理会劳动协议上规定的雇用条件和工资标准，从外面雇用更廉价的非工会会员工人，顶替工会会员。自然，领导层是会得到好处的。再比如，工会领导还可以迫使会员工人接受非会员的工资标准，等等。一个具体的例证：纽约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厂是血汗工厂，但是有工会的成衣厂中却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厂，这些工厂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时工资一两美元（一九九七年来法定最低工资为五点一五美元）。那么，工会对保护工人利益有多少用处？
其五，工会作为“就业信托”不仅丧失了组织工人的动力，而且还有瓦解工人的作为。在现有的工会结构条件下，因为工会作为“就业信托”掌控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工会领导就没有兴趣招募会员。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会员就意味着让他们和已有的会员抢工作。工会不仅不能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许多控制行业就业机会的工会（建筑、码头货运业等）在成员内部不仅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反而在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制造收入等级制，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制造等级制，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有些工会把工人们划为甲级、乙级和临时工。甲乙级工人的工作有保障，临时工则在头无片瓦的停车场等待每日的工作机会，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为乙级工人。工会本来应该把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减少资方意志对工人们的控制，但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结构却把工人阶级瓦解了，更别提许多工会领导接受老板的贿赂，更加不理会组织工人的事。综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国工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劳动法（因为资方可以不受制约地解雇工会组织者和支持者）和资方的阻挠这些外部的阻力，更是工会体制本身决定了它对组织工人没兴趣、没动力。按照现有的工会的体制逻辑，组织工人不划算。美国工运的问题不是缺乏工会，也不仅仅是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是有工会也常常不顶用。
其六，领导和会员的关系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费奇认为领导和工会会员关系的变质是工运问题中最深刻的问题。
其七，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姻：无广泛政治成果，有领导层相互利用。对美国两党竞选的金钱贡献以大财团为最多，但是工会也不示弱。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大公司大财团对两党的投资是脚踩两只船，往往是六成给共和党，四成给民主党。工会则基本上贡献给民主党。工会为二○○二年的竞选出资一亿美元。这一亿美元是否能给普通工人带来好处是很可疑的。费奇总结说它带来的好处有这些：为这些个别的工会提高它们在劳动协议中的价码；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有时不惜以损坏其他工会的利益为代价；工会领导给自己花钱消灾，希望躲过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个献金榜上有名的劳联工会当中，三个工会的主席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受到过联邦犯罪嫌疑调查。
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是不是因为他反工会呢？费奇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他谴责道：美国什么时候会有像欧洲（比如法国、意大利）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