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宋Ｏ张Ψ乐喂ぷ鳎云谙鸬腥耸┯孟妇绞踔笸肌Ｋ钡孛裰诜词游郎嗽比缈埽信勾蚍酪呷嗽敝樾巍２⑶乙パ运钠穑形匠５率笠呦邓痹煲云》乐尉眩形郊煅槭迨狄蛲饧绞Σκ浚ㄎ郎鸢碌乩酪咦遥髡咦ⅲ┯谘劬柏和枰灾圃炱停嘤形降貌∩硭乐讼狄蛟磺科冉邮芩皆し雷⑸洹７泊酥种治藁ゴ溆跋煊诜乐喂ぷ髦平醮蟆！�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启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的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不佳。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记忆保卫者”的价值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以中日间的战争为题材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视野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作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里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做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
返回目录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
□李小江《读书》2006年第10期
平民化的战争研究是否可能？战争研究是否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继而进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答案通常是两个极端，正如今天的战争研究表现出的实际状况：一种局限在军事学中，近于客观的自然科学，面对过往战争，无论是非对错，也无论民族国家，都可以放在沙盘上用作教材。这种研究集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它的对象是军队、武器、后勤以及战役、战术之类与“打仗”直接相关的人事——这其中的“人”就是军人，可以完全无涉平民——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打败敌人取得（战争）“胜利”，而不是要与你和平共处。另一种研究出现在民间，它关注的对象不是战场和战役，而是战争中的平民，它的目标因而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盛，而是共享和平。但是，在战争时期，平民也一定是有敌我之分的，其实都分享着战胜的荣誉/利益或分担着战败的耻辱/损失，没人能逃脱干系。障碍因此摆在面前：除非你是局外的第三者，否则，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平民化研究十分困难。至少，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对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右翼势力的猖獗，加上前辈的口传身教以及在教科书、电影电视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