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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他的述说，我礼貌地对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在旅行包里翻了起来。“我的耳塞呢？”我一边翻找着一边想道。此刻，夜已经很深了，而我奔波了一天实在是太累了，我想我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无礼的甚至是粗暴的举动来求得一点儿安静。然而，正当我准备戴上耳麦，好将他的鸹噪声压制下去的时候，他的声音却变了，从刚才的热切一下子竟变得充满了忧伤。
“去年，我的妻子……去世了，”他说。他说话的速度很慢，好像还沉浸在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无限悲痛以及无法估量的损失之中似的。
“哦，我很难过，”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们结婚已经有56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抬起胳膊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的信封。当他打开信封的封口，手指伸进信封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那细长的手指竟然在颤抖着。从信封里，他掏出了一份英国兵役记录和三张照片。
从兵役记录上看，他曾经是英国军队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说，“他们把我派到了欧洲战场，也到过南非。”
说完，他指着第一张照片，对我说道：“瞧，那就是我，”然后，他抬起一只手，摩挲着已经掉光了头发的头顶，笑了起来，“啊，看那时候我的头发多好。”
这时，我侧过脑袋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典型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那种风格，就像我父母结婚时拍的那些照片一样。照片上，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潇洒地站在那里，半俯着身子，手臂随便地搭在膝盖上。他留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脸庞廋削英俊。此刻，他正像照片上的他一样，距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正顽皮地傻笑着。“我的妻子当时只看了我一眼，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我，”他得意地说。
接着，他递给了我另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全身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一身棉布衣服的女士，她长着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一双大眼睛美丽极了，但是，她的笑容却明显有些做作，而且脸部的表情也显得有些紧张。“她就是伊莎贝尔，”他缓缓地说道，“这张照片是在我们认识之前拍摄的。”
“这一张也是她的，是几年前拍的，”说着，他又递给了我一张彩色的拍摄快照。于是，我只好拿着这两张照片，并把它们紧挨着放在一起，好比较一下，看看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在这张彩色照片上，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正笑容可掬地站在那里，她那温和的面庞满溢着开心与幸福。她那一双漂亮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熠熠的光芒。惟有在她的眼角处和嘴唇的周围，才可以看到明显的鱼尾纹和笑纹。
“她看上去真是太可爱了，”我说。
他点了点头。“是的，她真的非常可爱，她是我的天使。我知道，现在人们一谈论起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总会说出这样那样一大堆的问题来。我们也不是多完美的，但是，我们只是在意彼此相互拥有的那些日子，充分享受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他微笑地注视着那张彩色的拍摄快照，轻轻地摇了摇头，深情地说道，“我真的非常想念她。”
看着他那忘我的样子，听着他那深情的话语，不知不觉地，我的眼里开始涌出了泪水。我不禁想起了15年前，我的母亲突然去世时的情景，那一幕我至今难忘，就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记得当时，可能因为母亲去世得太突然的缘故，我的父亲实在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更无法承受失去妻子的悲伤，他伤心极了，陷入了深深地痛苦之中，由于找不到可以排遣的方式，他竟然休克了。这些年来，他一直迷失在丧妻之痛中，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没有了生活目标的他，就好象一个海员没有了方向舵和指南针以及风向标似的。
看着坐在我身边的这位个子虽然不高但却非常时髦的老先生，我不禁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否也像他这样会对一个陌生人谈论我的母亲，不知道他是否也像这个老先生一样，一直把母亲的照片带在身边？如果他曾经也像这个老先生一样尝试着对别人说起我母亲，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讨厌他。
接着，我对他谈起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说实在的，在我母亲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敢说出“我母亲去世了”这句话。直到过了几年之后，我才能做到在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既不眼含热泪，也不喉头哽咽。
此刻，飞机已经飞临大西洋的上空。突然，一股风暴猛烈地吹向我们，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飞机发出了“卡嗒卡嗒”的颤栗声。我不禁感到一阵心惊肉跳，我连忙向窗外望去，然而，除了无边的黑暗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最讨厌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不安地说道。这时，无论我有多疲劳，多困倦，也都被惊吓得无影无踪了，我已经完全清醒了，而且还处于极度的紧张与担心之中。
“哦，我从不介意坐飞机，”他轻声地说道，脸上又漾起了微笑，“不知为什么，每当飞翔在云层中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离伊莎贝尔更近了，我又可以再和她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了。”
听着他的话，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于是，我微笑地望着他说：“哦，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时候，机舱里的灯光开始暗淡下来，乘务员开始分发起毯子来。当我拿过毯子，盖在身上，整个人舒适地蜷缩在毯子里的时候，我说道：“尽管我很疲倦，但是，我在飞机上从来就睡不着。”
“也许今天晚上会不同呢，”他轻声地说道。
躺在座位上，透过我面前的那扇圆圆的小窗，我望着窗外那空旷缥缈的夜空。不知不觉地，我的思绪又飘向了那些我曾经爱过的以及失去了的人的身边，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我的祖父祖母，还有我过去的未婚夫以及几位亲密的朋友。他们曾经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至今我仍旧非常想念他们，怀念他们。我仍旧记得他们的面庞，记得他们的眼睛，记得他们的声音，记得他们的笑声……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如果这个矮个子男人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这高高的云端，我是否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更加接近了呢？
就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我闭上了眼睛，我感到自己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我知道，这次的睡着，完全不是我在过去坐飞机时的那种强迫自己睡觉却又睡不着的半睡半醒状态的睡眠，因为那不是睡觉，而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今天，我是深深地、酣畅地睡着了，而且，那种感觉，宁静而又舒适，只有天使才能给予……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6
震撼一国的农夫
译/胡 英
每年，澳大利亚都会举行一场悉尼至墨尔本的耐力长跑，全程875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赛程最长、最严酷的超级马拉松。这项漫长、严酷的赛跑耗时五天，参赛者通常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世界级选手。这些选手大多不到三十岁，有“耐克”等知名运动品牌做后盾，全副武装着最昂贵的赞助训练装备和跑鞋。
1983年，耐力长跑赛场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克里夫·杨的家伙。起初，谁也没在意他，大家都以为他是去那儿看比赛的。毕竟，克里夫·杨已经61岁了，穿着条工装裤，跑鞋外面套了双橡胶靴。
当克里夫·杨上前领取他的运动员号码时，人们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来参赛的。他将跻身150名世界级选手的行列参加赛跑！这些选手压根儿没想到，还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克里夫惟一的教练竟是他81岁高龄的母亲耐威尔·冉。
人人都认为克里夫·杨不过是个头脑发热，想在公众面前出彩的家伙。但媒体却颇感好奇，当克里夫拿到他的“64号”号码布，走进那群身着专业、昂贵长跑行头的运动员中时，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他，记者们开始发问：
“你是谁？是做什么的？”
“我是克里夫·杨。来自一个很大的农场，在墨尔本郊外放羊。”
他们又问：“你真的要参赛吗？”
“是的，”克里夫点点头。
“有人赞助你吗？”
“没有。”
“那你不能参赛。”
“不，我可以，”克里夫·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