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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前提
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现在流行的全球化概念，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极不公平又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全球化要求的经济要素流动中，有一个要素是不能流动的，那就是人口。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低。所谓的“中国因素”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对教育重视的传统使西方现代文明一经普及，立即就被中国人所学习和热爱。因此中国现在拥有了最大数量经过现代教育的劳动人口。但人口是不能任意流动的，西方国家拥有选择权，把签证发给他们需要的人，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教育资源与财富积累的跨国转移。
不仅如此，经济学上的要素流动还包括西方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到中国，这些资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已经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并购。在资本的面前，决策者几乎很少能有不屈服的。在中国著名公司的名单里，我们已经可以列出一大批被跨国公司资本所掳去的名单。就算是不愿意屈服的如饮料企业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者，跨国公司达能都可拿出中国的法律使他处于两难境地。资本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世界是平的吗？是平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变平的前提是中国大部分人将生活在终日的奔波、无尽的劳作和污染的环境之中。而我们的辛苦劳作的成果，有相当部分随着西方高昂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富人迁移到国外去而流逝。
“低价”的困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在农业人口还占到一半以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转移了农业人口，而世界得到了更为便宜的商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在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副产品：我们生产了太多的廉价低技术产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破坏了自己的城乡环境，而且破坏了全球的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许钢铁行业的例子是最容易看清中国现在面临的僵局了。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累积起大批钢铁企业，建立了全球数一数二的产能。但是这些令人自豪的产能数字给中国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财富。相反，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是全球三大铁矿石公司对钢铁原材料的集体涨价。而当这些企业买进了高价的原料后，它们生产出的产品却因为是初级产品而面临国内外同行的竞争而连提一句涨价的勇气都没有。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钢铁企业，都只能寄希望于自身压缩成本和技术进步来消化成本的上升。但技术进步又谈何容易，最简单的，无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企业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压缩成本的努力，有观察者已经谈到，甚至连企业的门面——接待室里的空调，都必须由相当一级的主管来决定是否开启。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僵局，似乎没有人掌握着解开这道难题的答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规则早已由发达国家制定完毕：技术应由专利决定，中国作为后进国家是一个付出代价者；利润由资本构成决定，中国因为金融体制上的落后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甚至像娃哈哈与达能这样的争议，结果也早已注定，现代法律体系已经成形，中国法律也基本将沿着差不多的道路前行。
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分散的企业在面对垄断的西方上游原料企业和下游零售企业（如沃尔玛）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土壤上一发酵，人们发现低价、更低的价格成为中国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逃税、使用童工、逃避环保费用、延长劳动时间、故意采用家庭作坊而不是大工厂化生产、故意使用人力而不是机械化生产，种种闻所未闻的手段在中国企业里都纷纷出现了。
片面地追求低价前提下的盈利使中国正在扩大的教育规模成为一种多余，也使追求技术进步在中国成为一种不经济的企业行为，因为有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和农村家庭急于通过工业化致富。在这样的前提下，除了福祉的增进，全球化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一个陷阱。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掌握了相当一批产品在全球最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不管是鞋子、衬衫还是钢铁，世界对中国产品已经形成了依赖。对于中国来说，是如何利用这种依赖，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也为本行业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寻找提升的机会
是时候来反思这样的全球化了。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为什么在全球化中显得如此弱势？中国需要怎样的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里，企业是主权所有者。
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干涉必须在商业规则许可的范围内，必须遵守商业的规则，否则被视为“保护”。因此中国社会传统的政府力量，在这个领域同样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长起来的中国行业协会，已经彻底地成为中国政府的附属物，无法起到行业协会应有的作用。
不仅如此，政府行业协会的存在，还妨碍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的生长。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敢于说它不需要中国的低价衬衫和鞋子。但是现在的“中国低价”无疑是低过了头，它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土地和人力，仅仅使中国企业的老板获得了利润，却失去了中国通过全球化提升的机会。
全球化是大势。但不同的体制里，全球化会结出不同的果实。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遵循现代商业的逻辑，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在全球化中无为的托辞，如何通过全球化的进程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并完善相应的制度，为保障人民的福祉和国家利益承担责任，却也是政府应尽的义务。
全球化本意在自由流动，却无处不在滋生新的隐形篱笆。一个相对封闭的体制里，一旦洞门大开，更自然地会形成政治游说能力畸形的强弱差别。中国企业的联合定价权，不是义和团式的“扶清灭洋”，而是在谈判圆桌上为中国谋得一席位置而已。经济越自由，规则越重要。
30年的改革已经在过大关这个词面前走了好几年了。但没有人敢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过了大关。中国的改革，只有在中国制造能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不只是接连攀升外汇储备时，才拿到了过关的钥匙。
愿中国僵局早日成为中国胜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36
全球富豪的商业启蒙
吴仕逵
卡内基知人善赚
钢铁大王的童年很幸福；那时他最大的娱乐就是养鸽子和兔子。他的第一次商业冒险就是想办法像个雇主似的；让小伙伴们帮他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小兔子。每星期六的下午；他们一伙人就去给小兔子收集食物。都是朋友；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帮他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整整一个季度；除了命名；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
多年来；卡内基的良心有点不安；毕竟占了小朋友们的便宜。但他非常珍惜这次经历；因为体现了他的组织能力。他竟然声称；他一生在财富上的成功；与这种能力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多少或是我干了些什么；而是由于我知人善任的能力。”有趣的是；当卡内基回到苏格兰旅行时；在一个小酒馆里；一个绅士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是家具制造商；最后发现；他就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其乐融融。
特纳赎回家产
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从小就与众不同。别人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他说的却是“漂亮”；顽皮的他甚至往邻居家晾晒的床单上涂泥巴。开广告公司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于是对他严格锻炼；比如要求他吃饭必须把碗里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暑假让他出去打工；回家甚至向他收取住宿和膳食的费用。而特纳偏偏喜欢古典文学；气得父亲要吐。2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了抑郁症；把公司卖给了朋友；早餐后吞枪自杀。
特纳一生中最早的一个创富行为就是把失去的家产夺回来。他对银行说；父亲的精神过度抑郁；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他有权收回家产。如果对方拒绝；他就采取法律手段。他的强硬态度和对数字的敏感打动了银行；银行贷给他一笔钱；也说服了收购他父亲家产的那位老兄；他用银行的钱买回了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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