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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婚礼成了丧礼，究竟还要不要举行？”同事惶然无助地问办公室同事。“当然结！”一个也丧夫不久的同事拍她，“不要觉得孤独，我们会去，他也会去的。”婚礼照常举行了。牧师首先带领大家默哀，然后音乐奏起，玫瑰花瓣飞扬，一对新人在满堂宾客的祝福中出场。没有人去想那才发生的悲剧，因为一对新人正在眼前出现，死去的人似乎被淡忘，因为他的孩子正光彩地走入礼堂。婚礼第二天，那女同事来上班，坐在椅子上，许久没说话，没抬头。突然扬起脸孔，含泪带笑说：“真的，我感觉到昨天他真的来了！”
有一年，在香港华都酒店的顶楼看夜色，窗外是万家灯火和狂风骤雨。只觉得在那片灯火中，千百盏灯一一熄灭了，又千百盏开始点亮。它们是那么平均地交互发生，尽管明明灭灭，却永远是一片灿然的灯海。生命或许就像这灯海吧。办喜事的日子，也总有人办丧事；婴儿出生的时刻，也有人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所有的平淡都可能变成激情，所有的激情都终会归于平淡。
既然我们生了，就要好好活着，努力地，快乐地，积极地，让那片生之灯海永远灿烂。让这生生长流，永远不止息地流下去。
把信寄给朱丽叶
●李？ 蕾
我收到一封信，是从湖北一个小镇寄来的。寄信人叫韩丽，我并不认识她。她给我写信，询问上海一位总编辑的联系方法。
总编辑住在上海绍兴路，那条路上种植着法国梧桐，书店一家挨一家。在一个名叫“树”的店里，我买过一匹牛皮做的玩具马。我没去过韩丽的湖北小镇，只记得王昭君是湖北秭归人。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这样可爱的小地方，青石板路，一条小溪从老宅子旁流过。昭君在溪水里洗过手帕，所以溪水是香的。
一封信要从湖北到上海，先来了西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实际上我曾经想过要做一个邮递员。在我小的时候，街道上总有三样东西：井盖、消防栓和绿邮筒。我常常有抱抱一个邮筒的愿望，它胖胖的，油漆已经剥落．有一股晚霞的味道。我觉得多么遗憾，它装满了秘密，却不会说话。那时候我认为邮递员是收集秘密的人，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寻找每一条大街小巷的线索，以便找到某个陌生的收信人。
等到终于有人给我写信，我说的是一封只写给我的信，而不是抬头写了一长串称谓的那种信，如老师在课堂上曾经朗读过的：“亲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的信不给别人看，也不允许被朗读。信只写了大半页纸，告诉我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地方，空气稀薄，蒸出来的馒头是黏的，用力一掷，可以粘在墙上不掉下来。还说了什么都忘记了，可是当我想到它来自一个这样遥远、陌生的地方，我的世界就被这半页纸放大了，像一粒种子，原本是自己抱着自己，瞬时间萌发出根须，拥抱住了土壤和空气，那种奇妙的滋味让人惊痛不安。出于对这封信的崇拜，我曾经拿刚出笼的热馒头往墙上扔，但粘不住，馒头们纷纷掉下来，往下掉的时候还踩着一小团雪白的蒸汽。
我的一个女同学说过，要是能变成一封信该多好，它们能坐火车，有的还坐过飞机。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她，我们需要距离感，需要一个风尘仆仆的问候。如果没有邮递员，那些陌生的地方一辈子都会那么陌生，它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去年去欧洲，我从罗马到了维罗纳。维罗纳是一个宁静的城市，有30万人，中世纪砖石结构的城墙保留至今，完好无损，石头上堆满鲜花。这个城市是朱丽叶的家乡，悲剧永恒了，爱情还在继续。那些得不到爱情的人们从世界各地往维罗纳寄信件，上面写着“朱丽叶收”。一些信是用难以辨别的文字写成，一封信是黑色的，只写着一句话：“用黑色信封寄出，以便朱丽叶更快地收到。”大量的人在信件中倾诉自己爱情的不幸，“请朱丽叶告诉我，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随着这种状况的持续，维罗纳市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以朱丽叶的名义回复信件，并且设立厂一个奖项：最佳天堂来信奖。
人世间的挫折、痛苦和软弱，让他们写下了装在黑色信封里的信，就像那个潘多拉魔盒，在盒子的最底部，只剩下一个希望。这唯一的希望促使他们把信寄给朱丽叶，一天之后，或者一个月，这封寄给死者的信却收到了来自天堂的回复。
这件事情让我感动，我甚至流下了眼泪。有时候，世界上最精密的邮政体系也会出错。一封信本来只应该走100公里，却走了10万公里。有一些信不知发自何处，也不知发往何处。还有像我这样的，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她是那么粗心，没有留下地址，没有附上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让我又一次体验到了世界的遥远。
（谭铮摘自《甜蜜蜜》2007年第10期）
照见一生的那面镜子
照见一生的那面镜子
●钱定平
有一样东西总让人魂牵梦萦，追求不得就悬想一辈子，得而复失会怀念一生世，多年后忽若有所悟，都能让人寝食难安。她的名字叫感情。感情又总是同美联在一起。美感和美好的感情是一片永恒，在凝视着镜子中自己的影子——人本身的种种遭际也许就是那一面面镜子吧！
在冥冥之中，就闪现出一位老太太来。老先生不在家，他有自己的世界。整个房间的透视集中在一点，就是挂在墙上的那幅大照片，画面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年轻夫人。任何来客看了都不得不承认，典型的中国美人就应该是这个模样儿。她穿的是深彩的“昭君套”，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脑袋微微偏着，在对着仰慕者嫣然巧笑。迷人的眼睛、小巧的嘴角和深不可测的酒窝，一时让人觉得灵魂升腾，生命可贵而此行不虚。画中人有唐伯虎的甜腻和仇英的冷艳，是从聊斋烛影和红楼绮梦里轻移莲步走出来的。看到这么一个画中人，再读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就会觉得古人真没有欺骗我们。
有一次老太太突然问我：“你是学算学的，晓得中国有个算学家叫作何某某的吗？”
“当然晓得。我在中学里就读过他的书。”
“那么，你晓得他是哪国留学生？”
“法国！是吗？”
“你不认得他，我却认得哩！”
于是，她对我讲了一段跟她一样老去的故事。
那时，她燕尔新婚，先生就去美国留学了。她这位大家闺秀不甘寂寞，居然响应黄炎培先生的号召，远赴南洋给当地华侨教中文。归国时，邮船在西贡暂停，上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每天，在甲板上听海风鸥鸣，看朝阳晚霞，成了他们的共同功课。一次，海上起了风，旅客都回舱了，只剩下他们俩。她正要移步回房，突然，耳边响起了温文尔雅的一声：
“Madame；您的手绢！”
少妇晓得这个外国词儿是称呼她为“夫人”。她回眸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位青年绅士。他手里拿着一条镶着花边、缀着小花的白绸手绢，正是她的。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相遇了。一位是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另一位是江南水乡名门佳丽。数学二字是如此严格冷峻，春水一片是多么滑腻柔软，两者之间真有灵犀相通么？绅士咏过“将仲子”，有双方椿萱之约但没合卺；少妇赋过“摽有梅”，结婚也是奉了家里高堂之命。他们之间有什么心绪可以信许？他们之间有什么情愫可以倾诉？这就是其他人无从知晓的了。其实，在船上轻轻摇晃的睡梦中，一切都早已在那儿了。少妇第一次结识了一个丈夫之外的异性，一名晓得人生来就自由的男人。她那一双美目加倍睁大了，眼光利剑般穿透了自个生活中的阴霾。博士猛然觉得，法国女人哪能同面前这位中国淑女相比！巴黎能够生产给男人的一切，可是，生长不出中国式的风仪秀美和婵娟婉丽。这是一种更深沉、更丰厚、更绵长的文化里，由历朝金粉精练成的一朵朵“金蔷薇”。
邂逅开了一扇侧门，而礼教却是一堵高墙。“恨不相逢未嫁时”，正是无奈的常规。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依依惜别，一切都已经随风飘去，可他给她吟过的法文诗句还留在他们俩心里：
Je nai pas de regrets
P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