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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与大度。
可是，说话的人，不过是她的“朋友”。“朋友”见证过她的过往，承接过她的泪水，也看过她跌跌撞撞地开创新生活，可能渐渐地，来往不多了，但她也应该知道她不想提那些事——谁会想，却还是说了出来，说了有人会给她钱吗？又没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和时机。
也许，是她们本身的友谊就有破绽。因缘际会结识的两个人，见面嘴角都微微含笑，心头大约含着一丝冷笑。一个落了地，另一个心里不知多痛快；这个居然咸鱼翻身？另一个那一腔妒火没地方去，终于逮着机会淡淡道：“其实呢……”才出了这口气。
再或者，从来没当她是朋友，不过是一起吃饭喝茶的伴儿。传她的八卦和传所有人的八卦一样，想起来就说，说完就像风过耳。什么，对她造成伤害？不至于吧？好吧，那对不起了，若无其事。
不，不，是我想得太龌龊。只是人之常情吧，像理发师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不能说不能说，说了会死人，可是要说要说就是要说，不说也会死，最后找到了一根芦苇：“国王长了驴耳朵……”
朋友可能是最危险的人，故而枭雄都没有朋友。但普通人如我们，总需要有人一起哭泣、欢笑、共同成长，需要有人默默地关心我们，也有人成为我们不弃的牵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曾经想废五伦，想来想去，朋友这一伦还是废不得。都希望有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然而嘻嘻哈哈间的童言无忌，会不会成为以后的定时炸弹？因此，三缄其口。一定年纪之后，心事宁愿说给聊天室里的陌生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亦舒的《流金岁月》里，朱锁锁问南孙的阿姨，你有朋友吗？阿姨答：从前有，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阿姨答：某些事，我急于要忘记，老朋友却处处提起，语带挑衅。南孙问：你为何要忘记？锁锁代姑姑答：她为何要提起？
为何要提起，为何？守口如瓶，这么难吗？
（班超摘自《北京晚报》2007年10月8日）
流露你的真表情
毕淑敏
学医的时候，老师出过一道题目：人和动物，在解剖上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学生们争先恐后发言，都想由自己说出那个正确的答案。这看起来并不是个很难的问题。
有人说，是直立行走。先生说，不对。大猩猩也是可以直立行走的。
有人说，是懂得用火。先生不悦道，我问的是生理上的区别，并不是进化工的异同。
更有同学答，是劳动创造了人。先生说，你在社会学上也许可以得满分，但请听清我的问题。
满室寂然。
先生见我们混沌不悟，自答道，记住，是表情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人类这样发达的表情肌。比如笑吧，一只再聪明的狗，也是不会笑的。人类的近亲猴子，勉强算做会笑，但只能做出龇牙咧嘴一种表情。只有人类，才可以调动面部的所有肌群，调整出不同含义的笑容，比如微笑，比如嘲笑，比如冷笑，比如狂笑，以表达自身复杂的情感。
我在惊讶中记住了先生的话，以为是至理名言。
近些年来．我开始怀疑先生教了我一条谬论。
乘坐飞机，起飞之前，每次都有空中小姐为我们演示一遍空中遭遇紧急情形时，如何打开氧气面罩的操作。我乘坐飞机凡数十次，每一次都凝神细察，但从未看清过具体步骤。小姐满面笑容地伫立前舱，脸上很真诚，手上却很敷衍，好像在做一种太极功夫，点到为止，全然顾及不到这种急救措施对乘客是怎样的性命攸关。我分明看到了她们脸上挂着的笑容和冷淡的心的分离，升起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我遇到过一位哭哭啼啼的饭店服务员，说她一切按店方的要求去办，不想却被客人责难。那客人匆忙之中丢失了公文包，要她帮助寻找。客人焦急地述说着，她耐心地倾听着，正思谋着如何帮忙，客人竟勃然大怒，吼着说：“我急得火烧眉毛，你竟然还在笑！你是在嘲笑我吗！”
“我那一刻绝没有笑。”服务员指天画地对我说。
看她的眼神，我相信这是真话。
“那么，你当时做了怎样一个表情呢？”我问。恍恍惚惚探到了一点头绪。
“喏，我就是这样的……”她侧过脸，把那刻的表情模拟给我。
那是一个职业女性训练有素的程式化的面庞，眉梢扬着，嘴角翘着……
无论我多么同情她，我还是要说——这是一张空洞漠然的笑脸。
服务员的脸已经被长期的工作，塑造成了她自己也不能控制的形状。
表情肌不再表达人类的感情了。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表情，就是微笑。
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排斥微笑，关于那个时代，我们已经做了结论，于是我们呼吁微笑，引进微笑，培育微笑，微笑就泛滥起来。银屏上著名和不著名的男女主持人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疑问——我们的生活中真有那么多值得微笑的事情吗？
微笑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善意，微笑只是金钱的等价物；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诚恳，微笑只是恶战的前奏；他对你微笑，并不说明他想帮助你，微笑只是一种谋略；他对你微笑，并不证明他对你的友谊，微笑只是麻痹你的一重帐幕……
当然，我绝不是主张人人横眉冷对。经过漫长的时间隧道，我们终于笑起来了，这是一个大进步。但笑也是分阶段，也是有层次的。空洞而浅薄的笑，如同盲目的恨和无缘无故的悲哀一样，都是情感的赝品。
有一句话叫做“笑比哭好”，我常常怀疑它的确切。笑和哭都是人类的正常情绪反应，谁能说黛玉临终时笑比哭好呢？
痛则大哭，喜则大笑，只要是从心底流露出的对世界的真情感，都是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经得起岁月风雨的推敲，值得我们久久珍爱。
（苏嘉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我很重要》一书）
幸与不幸
邓笛编译
我的名字叫弗拉努·西拉克，媒体称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今年78岁，但我是一个经历了8次大难而不死的人。现在我正在克罗地亚过着一个退休音乐教师的美妙生活。每一天，我都活得很快乐。
我的经历让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怀有感激之情。
我第一次幸运脱险是在1929年6月3日，地点在南亚得里亚海的杜布罗夫尼克小镇。我的父亲和我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靠近一个岛屿的海域捕鱼。父亲正在收网时，母亲突然生产了。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惊慌失措中，父亲竟然用冰冷的海水给我这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洗澡，用鱼线勒断脐带，数小时之后才把我送进杜布罗夫尼克的医院。到医院时，我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但是医生还是挽救了我的生命。
没有想到，从此之后，这种“幸运之伞”总是在我遇到危难时及时打开。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家和平安宁，然而我却不断遭遇惊险。1962年1月，我乘坐的火车忽然“飞”进了流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内雷特瓦河。在水下，我拼命砸开了厚实的火车窗玻璃。河水冰冷刺骨，那种冷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还有余力去拉住一位老妇人与我一起逃生。当我快游到岸边时，我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的“幸运之伞”打开了，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我和老妇人，将我们救上了岸。那次火车脱轨事件中，有17人没有我幸运，他们丧失了生命。
1963年，我拥有了我的第3次生命。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飞机。飞机从萨格勒布飞往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里耶卡。飞机撞到了克罗地亚西部一座山的山顶。我记得，当时—琶机的后门被撞开了，我从那里掉了下去！后来报纸报道说，我从高空掉下来，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医生说，我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1968年，我经历了两次重大车祸，都大难不死，因而我一年中有了两次生命。其中一次最为惊险，我在乘校车下班时，汽车从4米高的桥上栽了下来，车上的人除了我和司机其余全死了。万幸的是，几分钟前25个学生刚刚下了车。
20世纪70年代，我有了第6次和第7次生命。我欢欢喜喜买了一辆小汽车，但是几年中却发生过两次自燃事件。第2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