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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雨中呼喊
国庆由他们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此后每月他们都各自给国庆寄来两元钱。那个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成了国庆财富的来源。他每个月都有几次向我们得意洋洋地宣告：“我要去邮局了。”国庆最初得到十六元生活费时，也使我经历了童年时最为奢侈的生活，还有刘小青和别的几个同学。我们紧紧跟随着国庆，他的嘴时时向往着那些糖果和橄榄。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他给予了我们和他一样的享受。他像个阔少一样挥霍自己不多的钱财，我们每天清晨向学校走去时，都在心里期待着他的挥霍。于是到这个月最后的十来天，我的同学就一贫如洗了，他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施舍充饥。我们却无法像他施舍我们时那么大模大样，我们在家中开始了行窃。偷一把煮熟的米饭，偷一块鱼、一块肉、几根蔬菜。都用脏乎乎的纸包起来送给国庆。国庆把它们摊开放在腿上，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把咀嚼的声音搞得那么响，让仍站在一旁早已吃饱的我们垂涎三尺。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老师，那个打毛衣的张青海，收走了国庆的生活费代为保管，每月只给他五角钱零用。即便这样，国庆依然是我们中间最为富有的。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逐渐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他在心里从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他没有仿效父亲的行为，也将父亲抛弃。相反父亲依然像过去那样控制着他，我们的老师可能是常常忘了国庆的现状，他仍然用向父亲告发这样的方式，来让做了错事的国庆胆战心惊。我的同学那时竟然不去想自己早已是自由自在，而是毫无意义地忐忑不安着。对他来说，父亲似乎依然时刻注视着自己。
另一方面，他以孩子的天真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激动不安。其实他父亲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街上的偶尔撞见，那个男人六亲不认的神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朝一日来到国庆的床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站在街旁，用小石子打路灯。这个主意完全是国庆想出来的，我们劲头十足，都期望着自己砸碎路灯。当一个成年人走过来制止我们时，我和刘小青吓得撒腿就跑，令我们吃惊的是国庆寸步未动，他站在那里响亮地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灯。”
可是那时候国庆的父亲突然出现了，国庆立刻丧失了刚才的勇敢，而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叫了一声：
“爹。”
随后向父亲申辩自己没有砸路灯，他那时像个十足的叛徒指着我和刘小青说：“是他们在打路灯。”国庆的父亲却是恼怒地说：
“谁是你的爹？”这个男人放弃了对儿子处罚的权利，对国庆来说，这样的打击远甚于放弃对他的照顾。接下去我们看到的国庆是那么的可怜巴巴，他穿越马路走来时都咬破了嘴唇，他竭力忍住了急欲流出的眼泪。就是这样他依然坚信有朝一日醒来时，会看到父亲站在床前注视着他。有一次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一旦他父亲生病，那么他就会——“来找我的。”他反复要我证明，他的父亲生病时会向他求医。他一遍遍地对我说：“你看到过的，对吧，你看到过的。”
他不再随便动用那个小纸板盒，在连续咳嗽的时候，他都没有打开那些药瓶。他天真地以为，只要瓶里有药，他的父亲就总有一天会回来。这种时候国庆在谈到他母亲时，不再因为往事过于遥远而显得淡漠。他经常说从前这个词了，从前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有多么多么好。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从前幸福的具体事例，只是用不停的感叹，让我们对他模糊不清的从前羡慕不已。他开始想象他的母亲，在无依无靠的时候，这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想象没有面对未来，而是过早地通往了过去。
童年时，我们对飞马牌烟盒上飞翔的骏马迷恋不已，我们生长的平原只有牛哞哞叫唤着走过，那些绵羊总是长久地被关在茅棚里。对于猪，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最为热爱的是飞翔的白马，我们从没有见过它们。后来一群军人来到了孙荡，一辆马车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穿越了整个城镇，驶进了镇上的中学。那天上午放学后，我们三个人挥舞着书包向中学奔跑而去。国庆张开手臂像一只大鸟一样跑在前面，他的喊叫纠正了我的错误理解，他叫着：
“我是飞马啊。”跟在后面的我和刘小青，除了摹仿他，就再也找不出更能表达我们激动的姿态了。
我们成了三匹尖声嚎叫的飞马，飞过了百货店，飞过了影剧院，飞过了医院——飞过医院以后，国庆像是被击中似的放下了手臂，他的飞翔夭折了。他哭丧着脸，贴着墙壁往我们来的方向走去。他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追上去问他为什么不去看飞马了。可他只知道不停地往前走，我们去拉住他，他生气地打开我们的手，哭泣着说：“你们别理我。”我和刘小青傻头傻脑地互相看了半晌，然后惊愕地看着他走远。随即我们就不再吃惊，我们立刻忘记了他。我和刘小青张开手臂继续奔跑，要去看飞翔的马。
那是两匹棕黄的马，它们在中学的小树林里，一匹在木槽里喝水，另一匹不停地在树干上蹭屁股。它们根本就没有翅膀，而且浑身脏乎乎的。一股马臊臭熏得我们龇牙咧嘴。我轻声回刘小青：“这是马吗？”刘小青提心吊胆地走上去，怯生生地问一位年轻的军人：
“它们为什么没有翅膀？”
“什么？翅膀？”那个军人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开，走开。”我们赶紧走开，周围的人都嘻嘻笑了起来。我对刘小青说：“这肯定不是马，马应该是白颜色的。”
一个大孩子对我们说：
“对，这不是马。”“那它是什么？”刘小青问。
“老鼠。”这么大的老鼠？我和刘小青吓一跳。
国庆在医院的门口看到了他的父亲，他突然悲伤的原因是他父亲走进了医院，这情景意味着他最后的期待已经落空。那时候飞马还有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国庆告诉了我们，他昨天为何转身离去。他忧伤地说：“我爹不会来找我了。”然后他响亮地哭了起来。
“我看到他去医院了，他生了病都不来找我，他就再也不会来找我了。”国庆站在篮球架下放声大哭，他一点都不知道难为情，我和刘小青只得气势汹汹地去驱赶围上来的同学。
被活人遗弃的国庆，开始了与楼下那位被死人遗弃的老太太的亲密交往。那个穿着黑色绸衣，脸上的皱纹如同波浪一样的老女人，实在让我害怕，可是国庆却不对她产生恐惧。国庆不再把全部的时间，贡献给我们共同的童年。他经常和那位孤单老太太呆在一起。有时我在街上看到他们两人拉着手一起走来，国庆本该是活泼的脸，在她黑色的手臂旁显得有些阴沉。这个女人以她垂暮的气息腐化着国庆蓬勃的生命力，从而让我现在眺望尚是年幼的国庆时，看到了他脸上闪烁着灰暗的衰落。我无法设想他们两人坐在一间门窗紧闭屋中的情景，他们肯定会走上与死人交往的路途。那个嗓音喑哑的老太太讲叙死人时，有着令人战栗的亲切，这一点我已经饱受惊吓了。而我的同学显然被这一切所迷住，他经常向我和刘小青讲起他的母亲，怎样在黎明前无声地走来和他说上几句话后又无声地离去。当我们询问究竟说些什么时，他却神态庄重地告诉我们这应当是保密的。有一次他母亲忘了回去的时间，公鸡的啼叫使她大惊失色，急忙中她没有从门口出去，而是破窗而出像鸟一样飞走了。这个细节的应用，无疑增强了国庆叙述的真实性，也使我一连几天疑惑不解。国庆母亲破窗而出让我为她担惊受怕，她家可是住在楼上。我曾悄悄问过刘小青：“她会不会摔死？”刘小青回答：“她已经死了，就不会怕摔死。”我听后恍然大悟。国庆讲叙他和母亲相会时的神态是那么的认真，甚至是幸福的，我们很难不相信他。可他讲叙的语调实在叫我害怕，那种迷人的亲切和黑衣老太太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他声称自己经常看到菩萨，有房屋那么大，像阳光那么金灿灿，它会突然在眼前的上空出现，随即犹如闪电一样消失。有一天傍晚，我们两人坐在河边，我反驳了他，我坚决不相信会有菩萨，为了证明自己的不信，我大骂菩萨。国庆却无动于衷地坐着，过了一会才说：
“你骂菩萨时，心里怕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