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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图形式、各种概念与悉昙章的联系，并指出等韵家的生搬硬套的毛病。
对于等韵的名词术语，既有一般的介绍性文章，也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其中以分析“内外转”和“等”的文章较多。较有创见的如薛凤生的《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一文，王力称赞它解决了内外转的问题。
存世的宋元时代五种等韵图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李新魁、孔仲温等分别有以《韵镜研究》为题的文章和专书，龙宇纯有《韵镜校注》，李新魁有《韵镜校证》。唐作藩撰《四声等子研究》（1989），竺家宁有《四声等子之音位系统》，许绍早有《切韵指掌图研究》。研究《七音略》、《切韵指南》的论文也分别有发表。
对明清等韵图的研究，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称得上一时之盛。前面说的明清北音著作大部分是韵图，有人研究过；而前面没有提到的不少著作也有人研究。台湾的竺家宁、林庆勋等带领研究生有计划地研究赵荫棠在几十年前所收集的大量韵图，把近代音推向“显学”地位。
本期出版了数种等韵学专著。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1983）全面介绍等韵学的知识，是继赵荫棠《等韵源流》之后的又一部等韵学通论。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是断代的等韵学史论，介绍了明清时代等韵学的主要成绩、特点和源流因革，从语音史的角度讨论了韵图所包含的音系类别。潘文国的《韵图考》（1996）仍以早期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为对象，考证等韵图的产生时代，对流行的等韵图的编排原则、“等”的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尝试复原最古老的韵图形态。通论性文章有朱星的《宋元等韵学述评》（1985）和张世禄讲授、李行杰整理的《等韵学讲话提纲》（1990）等。
本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南宋卢宗迈《切韵法》一书的发现与研究。1990年，鲁国尧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这部抄本，并对它产生、流传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考证，通过它了解到宋代还有一种不同于《韵镜》、《七音略》系统的另一个派别的等韵图。此书沉埋八百年之后重见天日，其意义不下于清末《韵镜》的发现。
（六）其他
1语音通史
汉语语音通史的专书出现了不少。影响最大的是王力的《汉语语音史》（1985），该书的结构和作者的《汉语史稿》大不相同，分期较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各有一个音系；现代除了介绍普通话音系，还有主要方言代表点的音系；最后总结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其他的同类著作也各有特色。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简明扼要，既讲语音变化，也讲研究方法。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1979）认为上古、中古时代汉语“普通音”大系都是相近方音的综合；近代是由“北部中原音”为基础的“普通音”取代了中古时代南北都比较相近的普通音大系。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认为汉语语音体系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将近三千年的时间中，变化的东西并不太多；北京音系确实代表着汉语语音的主流，它的来源并不仅仅限于元明清三代，而可以上继隋唐乃至于周秦、两汉的中原音。黄典诚《汉语语音史》（1993）认为在汉语史上“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的相互矛盾是历史音变的重要动力，“从上古到中古语音的发展是在声韵的矛盾对抗中进行的，强乎声必弱乎韵，强乎韵必弱乎声”。如果强化的声母保持不变，则韵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反之，若强化的韵母保持不变，则声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到中古以后，语音发展的主流是合流，也有个别的分化现象。向熹《简明汉语史》上编（1993）的语音部分，结构上采用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的方式，内容上广泛吸收当代音韵学研究的可靠成果，十分丰富。
2方法论
音韵学方法的讨论有一些论文。有的论文是就某一种方法的应用进行分析，有的是对多种方法作较全面的总结。属于前一类的如叶蜚声、徐通锵的《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1980）、《译音对勘与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韵的研究》（1981），陈亚川的《反切比较法略说》（1986）；属于后一类的如杨耐思的《音韵学的研究方法》（1987）、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1989）等；耿振生的《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1993）针对近代文献中的音系特点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和相关的方法，也可属于后一类。有的著作中也包含方法论的部分。如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有专节谈《中原音韵》的研究方法，其实那些方法也往往有普遍意义，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一部韵书。台湾何大安的《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1987）一书，谈了跟音韵学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知识，也谈了音韵学的共时分析方法与历史观察方法，此书在大陆也受到好评。
3音韵学教材和普及读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通论性教材的需要量大增；同时由于音韵学科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把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教学当中；因此，在近二十年中除了重印以前罗常培、王力、唐作藩的几种书，新编的音韵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也大量出版。如陈复华的《汉语音韵学基础》、李思敬的《音韵》、陈振寰的《音韵学》、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赵振铎的《音韵学纲要》、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殷焕先和董绍克的《实用音韵学》、何九盈的《古汉语音韵学述要》、汪寿明和潘文国的《汉语音韵学引论》、沈祥源和杨子仪的《实用汉语音韵学》、张世禄和杨剑桥的《音韵学入门》、史存直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丁声树的《音韵学讲义》、曾运乾的《音韵学讲义》（曾氏弟子整理）、彭辉球的《应用音韵学教程》等，这些书有的以介绍基础知识为主，在古音方面详于《切韵》、《广韵》音系而略于上古音和近代音；有的在介绍基础知识之后对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都有较详细的介绍，颇近似于语音通史。各家的观点、材料互有长短，水平不等，精粗不侔，但对于音韵学在高校的教学和在社会上的普及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台湾，七十年代以前较通行的教材是董同的《汉语音韵学》和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近年则有五六种教科书，也标志着该地区音韵学的发达。
4音韵学史
在音韵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音韵学史的整理与研究就提上了日程。自三十年代出版了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八十年代由中华书局重印）以后，这方面的专著还不多，有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1979）和周斌的《汉语音韵学史略》（1987）。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专著里，音韵学史一般占有较大的比重。如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63—1964年发表过，1981年出书）、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李开的《汉语言学研究史》（1994）等。
断代的音韵学史有几种著作问世。王力的《清代古音学》（1992）全面总结了从顾炎武到章炳麟、黄侃的上古音研究，评论其成就、得失。李葆嘉的《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1996）搜抉清人的上古声母研究资料很全面。台湾陈新雄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1973）简要回顾了七十年代以前的音韵学研究状况。应裕康的《宋元明三代韵书之研究》涉及了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音韵学的发展。对于现代音韵学的历史，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谈得较周到。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对几个热门的或争议较大的问题作重点讨论，介绍了多家的意见。建国以来音韵学发展历程的总结，体现在前几年的一些文章内。1989年，唐作藩、杨耐思发表《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一文，对五十年代以后的音韵学作了客观的述评。1992年，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组织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有邵荣芬、唐作藩、李新魁宣读了这类题目的文章。对古代音韵学家个人及其著作的评论文章则更多。
对近代和现代音韵学名家的研究也开始活跃，台湾在这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当前的研究集中于黄侃、高本汉、李方桂、王力这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