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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4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5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6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7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1930、1931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1936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例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而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2节 抗战以来自述（13）
七、改善兵役运动
抗战工作不外分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对于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学生（特别是豫北和山东的朋友学生），原为有计划的努力，我间接地帮助他们做，其详另记。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后，我力辞驻会委员，即恐入川便与前方同人不易联络。自廿六年12月到武汉，我即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盖此心实不安于退居后方也。但后来到底入川了，与豫北山东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我即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紧要问题而尽力。
在西南大后方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壮丁。我们从来做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乡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这一研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实情。我在此两面皆有机缘可资进行，又恰得着朋友和社会大众帮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国农村社”的，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