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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的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的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的。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的。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的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做。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的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驶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个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7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2）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的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的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
可喜的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