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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⑴涞搅税滤雇粒ˋuschwitz）集中营，中途维克多一直穿着这件外衣。来到集中营的第一天，
他一直保护着自己的书稿。然而，到了第二天，纳粹党卫军没收了他的衣服，从此以后弗兰克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手稿。在接下来的三年，他们辗转于奥斯威辛和达蒙（Dachau）集中营，其间他的妻子、兄弟、父母都死于毒气室。弗兰克重新将自己的理论草草地涂写在偷来的废纸片上。直到1946年，盟军解放集中营一年后，这些皱巴巴的废纸片才被发现，这就是上个世纪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著作的雏形——弗兰克的书，《追求人生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在《追求人生的意义》一书中，弗兰克描述了自己如何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守卫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但是，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生存的叙述，它也开启了一扇人类灵魂的窗户，指明了生命的意义所在。根据自己在集中营的真实经历，以及其他狱友的遭遇和精神感受，弗兰克详细阐述了他被捕前就开始研究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关注的并不主要是获得快乐或者逃避伤痛，而是找到生命的意义。”促使人类存在的根本驱动力正是对意义的追求。弗兰克的方法——被称为“理念”的“存在分析治疗”（“logotherapy” for “logos”），就是希腊语“意义”的含义——很快就掀起了心理疗法上具有影响力的运动。
弗兰克和其他人一起，试图在乏味而又恐怖的集中营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最喜欢弗兰克在书中一页写道：“我知道，在思念心爱的人的时候，一个在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仍能发现自己的幸福，尽管这种幸福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他表明，即使是在苦难中，你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苦难中，生命的意义就能体现出来。对意义的探寻是我们所有人存在的动力——外部环境和内心感受的结合将会让这种意义浮出水面。
最后一点是这本书的关键——在今天也很有实用性。21世纪早期，种种力量刺激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前所未有的探求。首先，贫穷和疾病问题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危机。正如我在第二章描述的，我们生活在物资充足的时代，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人们不必为生存苦苦挣扎，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之中。如果弗兰克和他的狱友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无疑也能在生活富足的舒适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
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我在第三章提到，庞大的婴儿潮一代现在达到了人口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代人的寿命比上一代人的更长，使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重新估量生命的价值。恐怖主义的威胁，让人们感慨生命的转瞬即逝，警醒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数据泛滥，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人们探寻生命意义的热潮，也刺激了人们寻找概念时代必备的六种能力的欲望。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在第二章简要提到过，称这个时期是“第四次大觉醒”（Fourth Great Awakening）。他写道：“精神上（或非物质的）的不公平现在和物质上的不均衡一样，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比后者更严重。”他的言论和弗兰克在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一致：“人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生存下来，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他们掌握了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意义。”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一位备受尊敬的密歇根大学政治学者，查阅和比较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众多国家的政治观点，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理念。每次进行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时，他发现答复者更加关心精神上和非物质方面的问题。例如，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58％的美国人说他们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而对物质上的思考却少很多。在对德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英格尔哈特认为，高度发达的世界运行规律变化十分微小，“人们的价值观正从‘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是最重要的）向‘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更重要）逐渐转变。” 格雷格·伊斯特尔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一名美国记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加大胆深刻的描述：“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变正史无前例地进行着——它波及了成百上万个人——最终可能会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文化发展。”
不论我们怎么描述这个时代——“第四次大觉醒”，“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是“精神需求”——结果都是一样的。意义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探寻意义很显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并不能像买食谱一样有现成的烹饪法——打开一袋面粉，加入水，然后搅拌。对于个人、家庭和公司来说，能采取两种实用的、全面思维的方式开始寻找生存的意义：开始认真对待精神追求，寻找真正的幸福。
第九章 探寻意义（2）
认真对待精神追求
麻省理工学院十分重视精神性。正如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埃里克·蓝德（Eric Lander）告诉人们的，科学仅仅是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在很多不同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精神性——并不一定指宗教，而是更大程度上指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部分。确实，信念——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比我们自身更大的、蕴含在某些事物之中的信仰
——可能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也许并不奇怪，这些信念似乎贯穿我们的右脑半球。例如，安大略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 University）神经学科学家迈克尔· 波辛格（Michael Persinger）进行了一项受人们争议的实验，这个实验使用了一种叫做“上帝的头盔”（God helmet）的装置。波辛格将这个头盔牢牢地戴在受试者的头上，用电磁放射线扫描他们的右脑半球。大多数受试者都反映感觉到了上帝或万物之主的存在，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了，精神上一些神秘的思想可能是我们生物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在修女们进行冥思，忘我地宗教祷告与上帝交流的时候，对她们的大脑做了扫描。扫描出来的图像表明，在这个时刻，大脑自我意识的那部分相对来说不太活跃——这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和某种更强大的事物连为了一体。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神经神学，旨在探寻大脑和精神感受之间的关系。正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的精神学学家史蒂文·库沃茨（Steven Quartz）所说：“对我们生物学结构的种种研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渴求认同感和存在的目的。”
我们至少应该认真对待精神性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在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过度满足）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有价值。例如，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疾病——压力、心脏病等等——能通过精神疗法减轻。
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倍受争议的领域。如果你想仅仅依靠精神性来战胜癌症或者让受伤的骨头修复，那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种全面思维的方式——将左脑主导的理性和右脑主导的精神结合起来——会很有效。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过的，美国一半以上的医学院现在开设了精神与健康的课程。根据《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72％的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医生谈论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医生甚至开始对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记录的原因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是正如杜克大学教授哈罗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接受《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 News Service）采访时说的，“我们现在和20年前的处境一样，那时医生要对病人的性生活做记录。” 科尼格估计，5％到10％的美国医生都对病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精神状况调查记录。像叙述医学，这种精神与健康疗法的兴起，在医学领域是一种大规模的趋势，它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种特殊疾病的载体。
另一个开始重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