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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那棵梨树桩子为中心，以一根五尺来长的绳子为半径，羊和我画着同心圆，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这样兜了无数个圆和半圆，我终于被它那可怜巴巴的目光挫败，把板斧和杀猪刀扔在地上，非常沮丧说：“中队长，算了吧，咱们今天就饶了这只母羊。”
洪月娥惊异地盯着我：“为什么？”
“我看它正怀着小崽子。”
“你不知道，我们老干警，最爱吃还没长成形的小羊羔。”老干警当然也包括她洪月娥，我看见她伸出舌头在唇边舔了一下，接着说，“在胎里的小羊羔，连骨头渣儿都没有，那肉嫩的呀，像水豆腐一样，一筷子挑到嘴里，喷喷的香，不用咀嚼，自个儿就化了。”
洪月娥这话说得我毛骨悚然。我怯怯地说：“中队长，我不吃羊肉了，也不敢宰这头羊。”
“哈，兵团战士还不敢宰羊，你不是假谦虚吧！”
我的失败就是洪月娥预谋中的胜利。她拾起地下的板斧，得意地哈哈大笑，大步向那只母羊走去。怪了，这时那只母羊已经从洪月娥猎豹似的目光中，看透了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它只顾筛糠一样觳觫着，压根儿就忘了作垂死的挣扎和逃亡。
洪月娥手握板斧，口中念念有词：“小羊小羊你莫怪，你生来就是碗中菜，我今送你见阎王，你早死早日好投胎。”
那只母羊似乎听懂了洪月娥的咒语，用听天由命视死如归的目光瞅着她，一动不动站着。顷刻，洪月娥脸上黑下来，呼啦一下把板斧举过头顶，又闪电一般砸了下去，母羊立即脑袋开花，倒毙在地。
洪月娥大声欢叫：“章彬彬，快把脸盆端过来！”
我立马端起脸盆走到洪月娥跟前。她左手抓住羊角把母羊拎了起来，右手抄起杀猪刀，对准母羊的脖子一刀捅进去，一股鲜血喷泉一样带着腥膻的热气奔涌而出。
洪月娥随即把母羊扔进汤锅里滚了几滚，捞上来，放在案板上，三下五除二就除净了毛，剔光了蹄子。那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在羊的尸体上游走，不到一刻钟工夫，便把全副羊下水剔了出来，肝是肝，肠是肠，肚是肚，分解得一清二楚；再把羊肉剁成块儿，唿啦一下下了锅。
洪月娥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一边教导我：“你呀，章彬彬，这样心慈手软是做不了看守的。你要先学会宰羊、杀猪、杀狗，你慢慢就会当牢头了！为什么要让你上这一课？关押在这里的罪犯，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是一群畜牲！你对畜牲都恨不起来，还能恨罪犯？”
对洪月娥的启蒙教育，我似懂非懂，但我尽量想做到对罪犯凶狠、严厉。接着，我就打了一个女犯一个耳光，准确地说，这名女犯是个蒙冤的好人。因为甩她一个耳光，至今我一想起来我这只右手腕还会隐隐作痛。
事情是由洪月娥的丈夫引起的。洪月娥的丈夫叫朱亦龙，是五大队大队长，我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猪公”，因为他是个可怕的色情狂。那时他和洪月娥已经结婚一年了，可是，他吃着嘴里的又盯着碗里的，老打女犯们的主意。五大队三中队有一百多名女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原因关进来的知识分子，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子还真不少。这就忙坏了老“猪公”。他利用大队长的权力，把许多女犯干了。半上午半下午，大队部没有留人的时候，他把女犯找来个别谈话，关起门来就把人家干了。派哪个女犯单个儿到山里采茶砍柴，他偷偷跟了去，把女犯拖到林子里，又把人家干了。除了强暴，他有时也使用诱奸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那年月，老百姓穷得饭都吃不饱，女犯们更是身上没有一片钱。老“猪公”只要花三五角钱，或是用一块香皂，一条毛巾，就能让一些女犯上钩。有时根本不用花钱，只要给女犯批个病假条，或者特准她们不要下水田干重活，那些女犯就会乖乖就范。
后来东窗事发审问这家伙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恬不知耻说，这些都是罪犯，都是反革命，都是专政对象，老子干她，就是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什么罪？
这家伙也不知糟踏了多少女犯，他屡屡得手。
但是，当他盯上一名新来的女犯的时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名女犯叫陈君怡，才二十五六岁，是位中学教师，因为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砸得粉碎，再加上是地主家庭出身，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送到清水潭监狱来劳改，就关在我们三中队。在老“猪公”
眼里，陈君怡肯定是全大队最漂亮的女人；在我眼里，她却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十字架的“女犯”。陈君怡也认为自己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对于别的女犯，叫她干活也好，叫她学习也好，往往要动用强制措施，而陈君怡干什么都是自觉自愿的。人家一天采五斤青茶，她一天能采七斤青茶；人家一天挖两垅菜畦，她一天能挖两垅半菜畦。干完了活，她就抄《毛选》。她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两块钱，都买了笔记本，抄得密密麻麻的，那字工整得像书上的印刷体。每天早晚，不用谁叫她，她绝不会忘记在毛主席像前跪上五六分钟，嘴里嘀咕嘀咕的，像是做祷告。我看不出她做这些有一点儿勉强，有一点造作，不，她这样做完全发自内心。因为她真心伏“罪”，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祈求伟大领袖对她的赦免。
但是，这样一个真心实意要“悔罪自新”的女犯，有一天却和大队长朱亦龙顶撞起来。那是一个下雨天，女犯们不能下田干活，我领着女犯们在号房里掰毛豆。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于打垒的茅草房里黑乎乎的，大白天也亮着电灯。号房的地中央堆着一大堆前些天刚摘来的青毛豆，女犯们围成一圈儿坐着，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只簸箕掰毛豆。这活干到近午的时候，大队长亲自下来把陈君怡找去个别谈话。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
大队长是大队的最高领导，他想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而且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表现，谁能怀疑他会干什么不法勾当呢？可是，一会儿工夫，陈君怡就气呼呼跑回来了，朱亦龙在后头撵着大声吆喝：
“陈君怡，你这个反革命！你跑，你跑？我看你还能跑到月球上去！你对自己的罪行一点认识也没有，还想翻案，这还了得！洪月娥、章彬彬，你们中队马上开大会，把陈君怡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君怡吓坏了，躲在床角落里直打哆嗦。我得说明一下，那时的清水潭监狱没有现在的女监这样舒服。犯人都睡地铺，没有架子床。所谓床角落，就是墙旮旯。我看见陈君怡就像一只得了大病特别怕冷的猫，躲在墙旮旯里缩成一团。
看守们（包括洪月娥）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大队长对陈君怡有什么非分企图，立即就在大队长指挥下忙碌起来。有的刷大标语，有的布置会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君怡！”的大标语贴满了清水潭监狱，“陈君怡”三字上都用红笔打上“×”，就像要把陈君怡钉死在永劫不复的十字架。一会儿，看守们把陈君怡押到会场批斗。洪月娥斥问陈君怡怎么胆敢翻案？陈君怡说她没有翻案。洪月娥又质问，你没翻案，大队长会冤枉你？陈君怡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再怎么追问，她都顽强地沉默。洪月娥火了，狠狠给她一耳光；我也火了，跟着给了她一耳光。洪月娥给她一耳光的时候，像打在木头上，陈君怡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这一耳光甩过去，她猛地抬起头来，一对饱含泪水的眼睛定定地盯住了我。这双眼睛里没有火焰，没有仇恨，没有反抗，只有祈求、绝望和悲哀。我一下子想起我来这里第一天碰到的那头母羊，死到临头时她也是用这种目光盯着我。我暗吃一惊，胆怯地后退了好几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为了这个耳光，我将后悔一辈子。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君怡上吊自杀了。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她身上有一封遗书，竟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她之所以走上自尽之路，就因为我章彬彬打她一个耳光。她说，她一向认为我章彬彬是全中队最善良的看守，一个善良的人都憎恶她嫌弃她，她活着就毫无意义也毫无希望了。
陈君怡这封遗书对我的教训，比起几十本教科书都要深刻。
它让我懂得，一个人要在常人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