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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尉尼古拉（姓氏不详）和准尉巴维尔·巴斯涅夫领导下
军人们和铁路员工们英勇地保卫了车站
整个一天这位老妇都在反复读这个纪念牌上镌刻着的话。她站在牌前，有如一个光荣的哨兵肃立在那里。离去了。带来了鲜花。又站在那里，反复读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七个字母是：
НИКОЛАЙ（尼古拉）
嘈杂的火车站象平日一样繁忙。列车东来西往，播音员在广播，提醒乘客不要忘记自己的车票，音乐声缭绕不绝，人们沉浸在欢声笑语中。而在大理石纪念牌的前面，一位年迈的妇女默默无语地仁立。
无需对她解释：我们的孩子在何处安息。重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
1974年
【全书完】
我不想再写战争了——鲍·华西里耶夫言谈录
问：鲍里斯·李沃维奇，对于战争的的许多参加者来说，他们在生活中做了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事情，请问，战争题材在您的创作中占主要地位吗？
答：完全不是。战争题材的作品我只有四部。《明天将发生战争》，主要描写人们必须去牺牲的事。而《这里黎明静悄悄》则描写战争发生了，妇女被打死了。还有《未列入名册》和《遭遇战》。战争题材的东西我不想再写了，对我来说这个题材可取之处已经耗尽了。有关战争的内容已经使我失去了兴趣。
问：据悉一家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您的一本回忆录，其中您主要讲1941年被围困的人。
答：是的，当时我把这部作品叫作《布雷区的勿忘草》，关于莫斯科的围困我们还不曾写过，我本人也曾是被围困者。但这并不是对战争题材的回归与重复，只是我曾有过那样的回忆，我的20世纪。
问：您认为，今天战争题材会消失吗？
答：不应该宣布去有组织地描写战争，为什么？如果作家本人有诉求，他就绝对不会去沉默，只是现在谁还在从事这个行当呢？还剩下谁在干呢？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我、巴克兰诺夫、邦达列夫……，只有阿斯塔菲耶夫还在不停地写呵！还有值得说的吗？比如，失踪战士的题材。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写，而寻找他们应竭尽全力。我们的人？上帝呵！看看美国人！他们对每一个自己人都不会落下。寻找查询直至找到。而后庄严地带着荣誉安葬，而我们呢？想一想吧！
从另一方面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闻，胜利纪念日变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时光岁月在流逝，我们并不认为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失去了什么，也同样不会为在祖国大地与法国士兵做殊死决战而献身的军人写些什么，至今我们仍没有去埋葬他们。为什么这样！
然而，我们并没有把道德观点与国家混淆起来。但有时不免听说在祖国的大地上仍然还有曝尸天地间的士兵，在俯首山上还在建造青铜的胜利女神。我们所在作的一切是那样的富丽堂皇，我们的水平就是这样，这种欣赏力从何而来，对知识分子茫然若失，从小木屋里？算了吧——另一种水平。
实际上纪念碑是需要的，而葬地却可有可无。于是我们现在需要带点忧伤色彩地寻找一种理由，我们打败了德国人！还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吗？
问：关于眼前发生过的战争：阿富汗、车臣、南斯拉夫，您不想写点什么？
答：不，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由于是“热点”，我要说明自己的意见——也只能这样。1941年时我们保家卫国。不是制度，不是政权，也不是政府——而是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一街一巷，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后代现在仍不明白为什么而战。小小的多山之国对他们来说是别人的。而军人们则从不怀疑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是正确的。那些去过阿富汗特别是去过车臣的人只有一种感觉——必须杀他们。不是作战，而是杀死。对车臣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卫国战争，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因此我们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孩子白白地葬身他乡，糊里湖涂地死去，无声无息地倒下，那些活下来的人们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心理上的转变与断裂。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斯间则是另外的样子。囚犯从各个地区以志愿者身份走上前线……
至于涉及到南斯拉夫，欧洲的中心遭到了轰炸。是的，米洛舍维奇确实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屠杀。但可采取另一种示威方式。人民并没有错误。现在借助于我们的努力一切都趋于和平了，当然了切尔诺梅尔金功不可没。
问：除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之外您还有喜爱的政治家吗？您会与你们的国务活动家中的哪一位去野游呢？
答：会同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一同去，他们是俄罗斯的明天。他们意志坚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够承受各种打击，去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外表非常讨我喜欢——同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那些整日里在电视里露头显脸的市侩，我们的国家杜马里有多少这样的丑八怪呵！我对他们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伙子呵！我坚信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能力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大选中也能成功。
问：当代军队没有激起您的写作兴趣吗？
答：我没有权力去创作这方面的东西。我没有再入军队。这是复杂的机构，要想了解它必须从内部来谈。它的颓丧，它的被损害、它的被玷辱——这些都是事实，但它依旧强大无比，它还能战斗。
问：整个国家都为您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孩儿而哭泣。为什么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牺牲？他们是那么的希望活下去，好好地活着，而最终还是告别人世了，为什么？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大多是以悲剧形式呈现的，而非喜剧，俄罗斯就活在悲剧体裁中，整个20世纪皆是如此……
问：您说过关于欧洲文化的问题，在现在，在20世纪末期，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的文化状况如何？
答：问题很有趣，首先要更准确地说明文化的概念。这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文学。这是道德与法律，书籍，剧院——这是文化的招牌、文化的正面。谈到民族文化应该从社会道德和国家的法律方面来看。道德在我们这里已沦丧到底，我们这儿被称之为文化的不过是“蹦迪碴舞”。你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些，这种文化谁也不用教，也不必去解释，俄国文学像电弧似的把两个曾分开的社会组织联在一起——农奴和地主。因此农奴制度被废除也很容易。而苏维埃文学干了什么呢？苏维埃文学在宣扬什么呢？久加诺夫到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艺术现在挣扎着想站起来。艺术的主要任务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小党派的问题。
问：在您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触及到知识分子题目，您是否有这种感觉，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可以消失了？
答：这个事物开始灭绝。从旧俄罗斯走过来的那一代已经过气了。他们经历过“古拉格群岛”，战争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散。而继承性却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很贵族气的，这并不指的是贵族血统方面，我指的是独立性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服务型的。这种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的力量。用教育来代替了独立性。这完全是不相同的事。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受教育者”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苛同。
问：人们现在称索尔仁尼琴为救世主，称您为真正的经典作家。您对这种涉及您创作的评价怎么看？
答：我不知道。20年后是否有人仍读我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靠这种称呼活着。我们很喜欢挂上什么标签：经典作家，救世主，不应该这样，后代人自己会分清是非的。
问：听说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在在创作什么呢？
答：最近在研读历史。秋末会在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关开斯科别列娃的长篇小说《只有一瞬间》。还在创作关于奥列佳女大公的长篇小说。
问：有您喜欢的出版家吗？您认为现代的出版业应是什么样的？
答：书籍出版业变得商业化了，这在当今俄罗斯相当自然——你写的好，就给印发。现在图书市场对每个人都开放，这是好事，不是灾难。
问：但许多出版社向市场抛售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书籍。
答：这是沉淀物。这是泡沫。他们会消失的，当我们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觉悟�